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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老工业基地振兴春天 　　记者：陈市长您好。温家宝总理近日来辽宁视察并做了重要讲话，这是辽宁也是沈阳发展的一次机遇。请您谈谈我们如何抓住机遇谋求沈阳的大发展、快发展。 　　陈政高：温总理的讲话标志着沈阳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春天到了，一次重大的机遇正在向我们走来。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机遇来了是一回事，能不能抓住是另一回事，能抓住多少又是一回事。何况，这个机遇本来也需要我们去参与创造。 　　伴随着这个机遇，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机遇，这就是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国内资本，正在涌向东北。新加坡政府最近有一个研究材料，他们认为中国南部的开发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以后的开发重点在西北和东北，而西北由于基础条件和人才储备等原因，投资重点还是要放到东北。现在沈阳不仅外国资本来得比较猛，南方来的企业也比较多，在沈阳经商的温州人超过5万。南方的??本向北方涌来，是因为北方与南方比相对落后，留下落后也留下了商业机会;还因为南方的资本积累已经完成，现在必须输出。今年春节前仅10天汇到温州的资金就达100亿，不输出没有出路。 　　这两个机遇交织在一起，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记者：这次温总理讲得最多的问题是结构调整。沈阳是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的任务极其繁重，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今后我们还需要怎样去做? 　　陈政高：现在需要我们冲刺，最终完成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任务。结构调整离不开所有制结构调整，这是整个结构调整的基础所在。这个调整完不成，我们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都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讲是最后的冲刺呢?因为我们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现在还剩一个尾巴，当然尾巴往往也是最难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国有中小企业放开的问题。去年沈阳国有工业企业改制已完成90%，今年非工业口的国有企业也开始改革。在放开中小企业中，有两条是重要的：一条是产权必须清楚，一条是全民职工身份必须解除。这两条达不到，改革的目标还是达不到。第二方面是推出20户国有大企业进行整体合资，实施股份制改造，年内有希望完成。第三方面是对一批问题企业，实行破产淘汰。 　　国有企业改革到最后，所有制结构调整到最后，最难的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人，一个是债。 　　关于人的问题，因为有了下岗职工并轨政策，我们已经解决了20万人的就业，今年还想解决10万人的就业。下一步我们决心把这些国有企业的全民职工身份全部解除，这也是宁波去年的做法。宁波自费改革，解决了全市15万全民职工的身份问题。这个事情不了结，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不能彻底，还可能出现反复;国有大企业的整体合资没法进行，这与外商的企业体制及用工制度难以相容。更重要的是，旧体制不消除，新体制永远建立不起来。因此，如果国家能够继续给我们并轨政策，这当然好;假如说需要自费改革，我们也必须支付这个成本。 　　关于债的问题，这已成了最后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债的问题不解决，旧体制消除不了，新体制建立不起来。解决债的问题，目前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允许符合破产条件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另一个是允许那些好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所谓好企业，相当一部分也是零资产，甚至是负值。债务不重组，我们没有净资产，又谈什么合资呢? 　　如果前三年我们争取中央支持，最大的是在人的方面，即在社会保障体系和并轨方面，那么今后几年则主要在债务方面，这不仅潜力很大，更重要的是可能性很大。 　　记者：目前，我国南北方的差距较大，为了缩小差距，中央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陈市长，请您谈谈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陈政高：政府必须继续转变职能，建立适度政府。南北方的差距最终体现在体制和市场化进程上。不论是体制，还是市场化程度，最终都体现在政府的角色安排上。建立适度政府的提法是温州提出来的，这个提法和做法引起了国内甚至国外的关注。沈阳受计划经济影响是非常深的，受计划经济影响越深，市场体制就越难建立。沈阳市国有企业比重很大，国有企业比重越大，市场体制也就越难建立。这个由政府和企业构成的体制上的循环圈，越循环矛盾越多，越循环负担越重。 　　有些事情很能说明问题。沈阳今年搞项目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家报纸对我们进行公开的评论，甚至是批判，说政府不该抓项目。后来细想，可能他们说得对，我们做得也对。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市场化程度不够，资源没有像南方那样通过市场来配置。 　　政府是否管企业，这也存在不同看法。我们的国有企业多，政府不管怎么行呢?国家经贸委已经撤了，沈阳暂时不敢撤。南方当然可以，因为人家国有企业数量很少。这也是差别所在。 　　有些人对目前政府的现场办公颇有微词，我们要反问一句，不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呢?沈阳一家企业迁到深圳去了，经理回来后谈了沈阳和深圳的区别。他说，要讲对企业爱的程度，沈阳大大超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