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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殉节 　　【王朝迅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但在清朝，反响实在寂寥。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与国同难才是。但翻遍历史，却不见一个王爷或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没有一个都督或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清史稿》最后一章《忠义十》里记录的，也只有直隶青县诸生张传楷，山东益都人孙方楷，福建龙溪人王乘龙，江苏江阴人赵彝鼎，江苏高淳诸生施伟等，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无一天子脚下之人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的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百无一用，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便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看来，外来统治者治下的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是情理中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谁也想不到，那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文人：一为梁济，二为王国维。因之，辛亥年大清王朝的曲终人散，颇有点草草了事，不免有点凄凉。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首先就不能令人振奋。梁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无壮烈可言；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更谈不上豪雄，与屈原投汨罗江，老舍跳太平湖，竟如此殊途同归，让人不禁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再则，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之感。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二位文士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民国已6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15年了。时过境迁，已无耸人听闻的意义。 　　不过，遗???们编撰的《清史稿》还是给二位留下了几行记载，将两位定性为殉国之士、义民――史家总得找出两位忠义殉节之士，点缀一二吧！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招牌的小朝廷，还装模作样地赐谥追褒，这种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得其乐，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其时，人们早已淡忘了脑后曾经拖着辫子的时代，那些曾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为中华民国的百姓，照旧吃他的炸酱面，喝他的二锅头。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这个王朝如此迅速地不得人心，才是真正的悲剧。 　　为何这两位殉清“义士”没有在民国纪元开始时马上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一向谨慎行事的他们，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是否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但最终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也许，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而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仓惶出逃者，以死殉国者无数，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顺治都为他讲好话。虽然他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等，加速了明亡的步伐，但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崇祯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的缘故。 　　宋末同样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公元1279年3月14日，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亦是南宋末代皇帝赵?的最后一天。今日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730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的情景；感受到敌酋压境，大海茫茫，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其时，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军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从，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