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公报》与公共论坛建构.docVIP

浅析《大公报》与公共论坛的建构 　　【摘要】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一个领域，其间能够形成公众舆论一类的事物。”这一空间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表述和发表观点。张季鸾先生早在1931年就提出了“报纸应为公共论坛”。这一观点似乎与哈贝马斯的公共舆论领域不谋而合。张先生重视舆论，《大公报》以他的言论而著称。本文试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点的基础上对《大公报》如何建构公共论坛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 《大公报》 公共论坛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一方面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自发形成的一个公共讨论的区域，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他称之为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文艺作品对现实的批判，咖啡馆或沙龙里对现实政策的批判而形成的一种公众舆论，继而形成一种机制，决定国家的发展与走向；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中，报刊等传媒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并在公共领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①第三，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一个领域，其间能够形成公众舆论一类的事物。②这一空间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表达和发表其观点。“有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权利直接相抗衡。”③新记《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在1931年就提出“报纸应为公众论坛”。所谓公众论坛，可以理解为公众可以在这里进行自由地辩驳，发表不同意见和言论，从而形成公众舆论的一个领域。这一观点既符合了《大公报》以言论而著称的特色，又似乎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不谋而合。 　　一、《大公报》和“报纸应为公共论坛” 　　1、《大公报》的背景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广泛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英华（字敛之）。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之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10年，以敢于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一跃成为华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1916年报馆盘给原股东之一王郅隆，但由于不善经营《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手，并于9月1日发表文章《本社同人之志趣》，揭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秉此“四不”方针，《大公报》形成了既不同于政党报纸，又区别于商业报纸的“文人办报”特色：论证不参政，应经不为赢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④ 　　2、报纸应为公共论坛 　　“四不”方针可以说是张季鸾先生的新闻思想核心。他重视舆论的力量，早在1931年5月22日，张先生撰写的《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上，他即主张“报纸应为公共论坛”。他说：“……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即同人自念，其所有者，唯若干经验与常识耳。建国大事，何知何能，是唯有公开于全国国民，请求其充分指导、督责、援助、合作。敢望全国政治家教育各种科学之专门家，及各种产业之事业家，凡所欲言，可在本报言之，其互辩者，在本报辩之。”⑤他认为：“舆论之养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为结晶体，始为舆论。”⑥张先生关于报纸与舆论关系的看法，源于他对报纸属性的认识，即“报纸是公共论坛”，报纸俨然成为了一块公共舆论领地，各种思想在上面任意驰骋。 　　二、开辟专栏、专论 　　张季鸾认为报业应为“公共论坛”，“公众之喉舌”，并为提高舆论品质，报纸必须与学术相结合。《大公报》为了实践这个理想，创辟了在各色读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影响相当大的一块自由主义言论阵地，就是集中了当时国内学界和思想界名流为之撰稿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在这里专门刊登学者和专家的论文，树立了我国“学者论政”的权威，也真正做到了“报纸应为公共论坛”的思想。⑦“星期论文”专栏创刊于1934年1月1日，敦请社外名家撰写。论文团最初由8人组成，以胡适为首，另有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后又逐渐扩大。⑧特别是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辟后，重心南移，撰稿者更是扩大到全国范围，其作者多达200余人。可谓左中右各色名流都能在“星期论文”这个宽广的舞台上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盛况，是中国自有现代意义的报刊后绝无仅有的。⑨ 　　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天津版《大公报》还开辟了学术专栏。⑩（见下表） 　　这些学术专栏的设计，覆盖面广，从政治经济到科学教育，甚至涉足到了医学文艺方面，从而使报纸的言论范围也由政治经济界拓展到文化教育界，医学文艺界，这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读者面。形形色色的读者汇聚于此，他们通过阅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