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史上名家全才.docVIP

现代艺术史上的名家全才 　　许幸之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诗人、戏剧电影编导、艺术史论家。他先是在绘画领域崭露头角而后又跻身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文坛，稍后转至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创作，最后又回到画坛。在以上不同的领域，他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由于他虚怀若谷，为人低调，因而一直不为更多的人所知。这和他在我国现代文艺史和现代美术史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是不相符的。 　　 　　中国左翼美术运动的领导者 　　 　　许幸之，祖籍安徽歙县，1904年4月5日生于扬州，自幼喜爱绘画。尽管家中的长辈希望他学做生意，但许幸之立志长大后要做一名画家。12岁时，他见到江南著名画家吕凤子的绘画，钦佩不已。一年后，经人介绍，许幸之如愿以偿，到了江苏丹阳吕凤子处学习绘画。吕凤子高超的画技和谦逊和蔼、淡泊名利的大家风范，给许幸之深刻影响。15岁时，许幸之经吕凤子推荐，免试进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科学习。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许幸之从上海美专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和几个同学到上海东方艺术研究所继续进修画业。不久，东方艺术研究所举行师生习作展。许幸之的作品《母与子》、《落霞》、《天光》等参加了展览。这批年轻人清新的画风给上海画坛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参观者络绎不绝。上海著名的进步作家社团“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都参观了画展。成仿吾看了画展，对许幸之的作品予以了高度评价，说：“幸之君的《天光》是最浪漫的作品。然而那一束微弱的天光把一只无处投奔的小鸟，只是停留在空际，下界还在沉沦在黑暗里……幸之君的《母与子》、《落霞》及其他都好。”由此，许幸之和郭沫若等相识。此事对许幸之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4年夏，在“创造社”成员的帮助下，许幸之赴日本留学。先是在“川端画会”学习素描，次年考入五年制的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由于家庭难以资助许幸之的学习费用，他只得边学习，边打工。他做过餐馆服务员、化妆品推销员，生活十分艰辛。郭沫若知道后，不仅写信鼓励他要勇敢面对生活，还每月汇去20元，补贴许幸之的学费和生活费。然而，半年后郭沫若供职的上海学艺大学解散，郭沫若的自身生活都成了问题，也就无力再资助许幸之。 　　1927年初，大革命风起云涌，国内迫切需要人才。3月，许幸之应郭沫若电召回国，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从事美术工作。不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发，许幸之也被捕入狱。在关押期间，郁达夫、吴印咸等多次赴狱中探望，并送去衣物、药品、食品等。3个月后，在多方营救下许幸之获释。 　　出狱后不久，许幸之重返日本继续他的学业。在此期间，许幸之创作了油画《失业者》、《青春》、《绿衣少女》等，并于《创造月刊》发表了抒情长诗《牧歌》。 　　1928年春，许幸之在日本巧遇正在流亡中的郭沫若。郭当时住在千叶和田町，正被日本警察监视，无法正常活动，只得潜心研究中国上古史。许幸之多次冒险前去探望，并应郭沫若的要求，到东京各书店购买了一些中国上古史资料，为郭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在郭沫若的影响下，许幸之在日本联络周扬、司徒慧敏等进步文艺青年，发起、成立了“青年艺术家联盟”，从事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并与日本左翼作家、诗人及文化团体取得联系，举办演讲和座谈会，还在日本的筑地小剧场组织演出了话剧《怒吼吧！中国》。 　　1929年，许幸之应夏衍之约回国，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主任、副教授。上海艺术大学是由中共秘密组织领导的左翼文化的活动中心。在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下，许幸之在教学的同时，继续开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并于1929年底在《艺术》月刊上发表了《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一文。该文对五四运动以来的美术思潮和活动进行了反思和剖析，指出美术运动的阶级性，美术家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映大众生活，满足大众的要求，并进一步提出了新美术运动的具体方针。这是中国美术界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美术运动性质和任务的文章，它成了中国左翼美术运动的宣言。 　　1930年2月，许幸之与沈西苓、汤晓丹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体――时代美术社，许幸之任社长。许幸之还以时代美术社的名义，撰写、发表了《对全国青年美术家宣言》一文，指出“时代的青年应当充当时代的前驱，时代的美术应该向着时代的民众去宣传”。 　　6月，经许幸之等人的联络，由中华艺术大学、时代美术社、杭州八一艺社发起，联合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上海艺大等学校和进步团体的人士，成立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大会通过“组织参加一切革命的实际行动”，“组织工场农村写生团、摄影队”等十项决议。会上，许幸之当选为主席，以许幸之任教的中华艺大为联盟总部所在地。 　　“美联”成立后，即着手筹办“朝阳画室”，以期推进新美术运动的开展。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这一工作开展不久便被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