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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农民工与非农外来工的比较分析 　　摘 要:比较分析表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低、合同保护能力更弱、外出务工的经济推力更强、求职成本更高、求职途径上更加依赖于群体网络,不仅如此,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更长但是收入却更低。与非农外来工相比,同为外来工的农民工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应注意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之间的这种差异,并据此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管理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非农外来工;外出动机;求职成本;求职途径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8/09-0179-07 　　 　　农民工研究中,户籍制度是一个核心变量;但目前研究中极少基于户口性质(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去仔细区分、比较外来工中的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实际上,既然户籍差异带来了外来工和本地工人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之间应该也会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反过来,农民工与非农外来工之间如果的确存在显著差异,则又可以强化户籍制度的解释力。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在严谨的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大样本数据基础上来探讨农民工与非农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差异,并进而探讨其成因。 　　 　　一、样本概况 　　 　　1.数据来源及概况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2008年7-8月份,通对珠三角9个地级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东莞和中山)的农民工进行配额抽样调查所得。具体是根据人口普查和2000年广东人口统计中该9个地级城市中流动人口(含跨省和省内跨县)比例以及《广东统计年鉴》中各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分布,对样本进行配额控制。 　　本文所谓的农民工是指“跨县(区)域流动、拥有农村户口、大专学历及以下的打工者”。发放问卷2576份,回收有效问卷2510份,有效回收率为97.44%。其中农民工2072名,占外来工总数的82.5%;另有408人为非农业户口的外来工,占16.3%;没有户口或是不清楚自己户口性质的共20人。 　　 　　本文所纳入的分析对象不包括那些没有户口或是户口性质不详的调查对象,因而实际有效样本规模为2480人,其中,农业户口(即农民工)2072人,占83.5%;非农户口(即非农外来工)408人,占16.5%。 　　 　　2.珠三角农民工???非农外来工的基本特征比较 　　 　　根据上表可知,根据此次大规模调查的结果,珠三角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的平均年龄相当接近,分别是27.77岁和27.73岁。但是农民工中年龄为20岁以下的占24.2%,而非农外来工中的相应比例仅为12.7%,这表明:农民工比非农外来工更早地出外务工,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更为艰难。 　　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的性别比例差异不显著,两者有孩子的比例也大致相同,但是农民工的平均小孩数量要比后者高出近0.4个,家庭规模更大。而且,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非农外来工的教育程度及其父亲的教育程度都要显著高于农民工及其父亲的教育程度。农民工中大专生的比例仅为4.0%,而非农外来工中的相应比例为25.8%;农民工中父亲教育程度在高中、中专、职高或以上的比例为17.8%,而非农外来工中的相应比例高达37.0%,比前者高出一倍多。 　　而且非农外来工拥有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术等级证书的比例更高、数量更多,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的比例更高;与此相对应的,他们的家庭年总收入和年务工收入都要更高(见表3)。 　　 　　二、珠三角农民工与非农外来工的生存状况比较 　　 　　1.农民工的合同保护能力更弱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外来农民工”课题组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与厂方签订过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占38.8%,而没有签订合同的则高达61.2%。再如在厦门市台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超过90%的未与工人订立劳动合同;汕头和珠海市没签劳动合同的企业,分别占外资企业总数的70%和90%[1]。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本次调查中,有59.9%的农民工透露他们与当前服务的企业签订有劳动合同。可见,农民工的权益保护还是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在那些跟企业签订有合同的农民工中,又只有30?0%是参与了合同内容协商的。而且,有高达37.5%明确表示其劳动合同是不平等的。而那些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则绝大多数(82?3%)都是因为企业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且其中的92.3%“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不了了之,接受没有劳动合同保护的现状。 　　总的来看,具有城镇户口的外来工跟当前所服务的企业签约的比例(68.6%)要显著高于农民工的签约比例(58.1%)。与此同时,具有城镇户口的外来工也对他们的劳动合同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此外,当企业没有提供劳动合同时,只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