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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初探 文献综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对人的潜在智慧的挖掘，是对人的基本理想和人格的陶冶，教育是文化传递的重要途径，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有力手段，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根本。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在我国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宪法权利的一种，其实质是平等价值的宪法体现。在现实中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涉及到未成年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平等,它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关乎着整个民族下一代的素质，关乎社会的发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以法律形式来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因此，研究我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问题，对建设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近年来关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政策措施，以及国外相关理论和政策讨论综述。 一、受教育权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对农民工之女的教育问题的研究，始于1995年1月2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的记者李建平的文章《流动的孩子那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大致是从1998年前后开始的，张斌贤以1997年—2001年发表的有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研究文献为基础，对该问题进行了梳理，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总体状况的调查、流动人口对其子女教育意向的调查、民工学校的调查、对造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原因的探讨等几个方面。代表成果有：曾昭磐的《厦门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及其对教育影响的分析》、米红和叶煌的《未成年流动人口受教育问题调查研究:来自厦门特区的调查报告》、周拥平的《北京市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就学状况分析》、黄志法和傅禄建《上海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调查研究》等。 笔者认为，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较少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多为附带性的，多集中于社会学、政治学和教育学领域，在法学领域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研究较少。但近年来，随着公民受教育权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对于该项权利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 如郑贤君在2003年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一书中认为：①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②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意；③受教育权是一项普遍的基本人权。 龚向和在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受教育权论》中则指出，可以说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但不能说受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将受教育权视为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在很多情况下是把受教育权误以为是教育权而得出的结论。公民应该享有由国家、社会、学校和家长予以保障的基本权利，而绝不是同时应承担的义务，教育的工具理性和教育理念的国家本位已不合时宜。 有的学者提出：①受教育权概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②受教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③受教育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基础；④受教育权具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⑤受教育权具有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的特点。 龚祥瑞教授在其的《比较宪法于行政法》一书中认为，从西方各国宪法文本来看，权利主要有三类：①消极的基本权利，即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等各项个人自由，该类权利可以说是国家对于个人的消极义务。②积极的基本权利即公民的受益权，该类权利，是国家所必须积极履行的义务，公民受教育权即属于积极的公民权利。③参政权。 有学者认为，公民受教育权首先是一种权利，在探讨公民受教育权的问题时，重在受教育权的“权利性”上。但是，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孪生兄弟。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国家干预逐渐加强，社会大众在继续重视公民权利的同时，也开始强调义务的一面。受教育权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宪法在赋予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必须的义务。台湾学者林纪东认为：“宪法关于人民义务之规定，各时代不同，在十八世纪后期，民权革命成功之始，对于人民之义务，甚少规定，可称为缺少义务规定时期。十九世纪以后，各国宪法，对于人民之义务，略有规定，可称为开始义务规定时期。至于二十世纪第一次大战以后，各国新宪法，对于人民之义务，设有较多之规定，且每规定人民享有某种权利时，连带规定其所应负之义务，其所定义务之种类与性质，与前均不相同，可称为重义务时期。”我国1954年宪法仅仅规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75宪法和78宪法也仅规定了受教育权而无义务。1982年宪法与前几部宪法不同，其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笔者在此也借鉴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不同意有些学者对“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