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司法制度.docVIP

论汉代司法制度 也许，一提到古代的司法，我们脑海中首先闪现的就是血淋淋的场面和恐怖的刑罚，不错，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不能从表面或者是一些民间的传说中对我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理解和判定。我国古代司法制度源远流长，根据确切史料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从大胆变法的商鞅，到明察秋毫的包公，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 其中，汉代的司法制度在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那个时代的司法改革和一些法律制度对我国今后的司法制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邦建立的西汉帝国存在了两百余年，亡于外戚政治，宗室刘秀“中兴汉室”，建立东汉帝国，又存在了两百年亡于世家豪强。两汉合计，从前206年到220年，共426年，是除了商周之外中国历史第三长的王朝。作为法制发展的历史，大体上可以以汉武帝为界，分成前后两期，经过前期不断的摸索，在武帝时提出“大一统”的政治法律体系，并最终确立了2000年帝国的基本结构，也确立了中华法系的正统规则。 汉代的司法制度在借鉴前朝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并适当加以修订，形成了本朝的法律制度，其中做了有约法三章和无为之治、春秋决狱、律学章句、废肉刑运动、封建的重新废除等方面的改革。秦帝国之亡，在于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合理，整个社会基本靠君权维持，君权基本靠刑罚维持，高层的君臣关系紧张，地方缺少稳定的权力支撑，基层高度行政化乃至军事化。针对这些问题，刘邦和他的后继者高后吕雉、文帝刘恒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修补权力结构的漏洞。历史学家习惯称这一段时间为“黄老政治”，把汉初诸帝的措施概括为“无为而治”，实际上这些措施不仅仅局限于“什么都不做”，一些过强的君权被放弃了，但同时保留了更重要的另一部分，并采取了合适的形式。汉初诸帝把秦代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的君权有效的分散，既保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保持了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平衡。西汉帝国平静的度过了七八十年稳定的时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段时间。生产发展，矛盾缓和，人民安居乐业，乃至于到一年“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 西汉初年，中央监察权由御史大夫执掌．御史大夫有权监督丞相，西汉末年．设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其长官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主管监察百官，纠察不法。汉武帝时设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师及其临近各郡，因受皇帝倚重，每逢朝会，独居一席，同御史中丞、尚书一起被当时人称为“三独坐”。地方监察体系方面， 汉武帝时把全国划分为十部州，每州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刺史成为固定的监察官。刺史监察内容主要是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等等。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中央设廷尉专理司法，审理诏狱和疑狱。丞相、御史大夫参与司法。地方州为最高司法机关，州牧审理郡县上诉案件。郡由郡守兼理司法．设决曹掾吏专理司法。县由县令兼理司法．并设县丞佐理司法。诉讼制度主要的有录囚制，即虑囚，对已经判决但尚未执行的囚犯，由皇帝或其派员定期查讯，对有冤枉或可宽大之处予以平反或宽大的司法制度。春秋决狱是汉代司法制度的特点。它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实质是“论心定罪”．始创于董仲舒。 汉代的民法和秦代一样很不发达，所有买卖、借贷、租赁等事都存在，但基本依靠传统习惯运行，除非到了犯罪的地步，否则不在国家法律考虑的范围之内。同时父权和夫权发达，把大部分民事问题都变成了家庭事务，由族长自行裁量就可以解决，无需国家法律过问。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的父权和夫权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东汉中后期风俗之淳厚，被誉为夏商周三代以降的一个高潮。汉代的父权之发达，体现为尊亲法律地位的强化和家族规模的扩大。对殴打尊亲属的行为，秦代不过是“耐为鬼薪”的徒刑，而汉代则一律死刑；“不孝”也变成了罪名，子告父等行为一旦归到“不孝”的名下，也都一律弃市。秦代强制分家的法律早已经被废除，儒家向来鼓励大家族，提倡同居共财，在此风影响下，汉代家族规模越来越大，东汉末年，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受到舆论的一致赞扬。不过这种大家庭的不断发展带来严重的政治法律问题，成了汉唐之间大分裂的重要原因，却是儒家学者所始料未及的了。当然，和后代相比，汉代的夫权仍然不算最重，比如离婚和寡妇再嫁，都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和舆论所限制，离婚妇女也能保有自己的私人财产。 肉刑的废除也是汉代司法制度的一项很大的改革。儒家思想的巅峰时期是春秋战国，继承并发展了古老的德治、礼治和人治。同时，发展了西周的“保民”思想。所有这些在儒学被确立为正统之后，对中国社会的法律运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儒家对法家法典的修正是全方位的，如果把“春秋决狱”看作是从罪的角度对法家严法的修正，从汉文帝开始的废肉刑运动则是刑的方面的修正。秦代尚法，肉刑公然是法定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