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特区“庚”与“惑”.docVIP

直面特区的“庚”与“惑” 　　当年老特区建立时不仅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明确的，就连如何去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也是心中有数的。只是要干的事在当年尚缺少意识形态的支持，尚未形成共识，所以要只干不说。而新特区，要解决的问题固然是清楚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可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却没有现成的。既不可能照抄照搬，也不可能因循守旧，必须靠自己去创新，去探索，去真正走出一条新路。 　　 　　在当代中国社会，对特区做出政治评价是容易的。30多年来特区发展带来的巨大看得见成果以及越来越多的特区在中国社会出现，充分说明特区是个好东西。 　　在今日的中国，对特区做出理性的分析是不容易的。如果说特区是一枚硬币，政治评价只要把正面是什么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就可以了，而理性分析则不仅要看正面，还要看背面，甚至还要深入硬币内部对其材质做出鉴定，既要看到其“收获”更要看到其“困惑”。可是对成本的计算，对代价的认知从来不会像l+112那样简单明了而会随着立场、角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理性的分析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它不仅是当下政治评价的理论依据，更是特区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持。离开了理性分析的政治评价就是无稽之谈，离开了理性分析的特区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特区的“特”与“不特” 　　 　　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轻松，“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特区就出现了。 　　这从现象描述来说诚然不错，但却完全省略了那位老人在“什么时候画、在哪里画、画多大圈”等等一系列决策过程中上下左右的权衡与掂量。可是要想真正理解特区的前世今生，这一切又都是万万不可省略的。 　　30多年前的中国，伴随着毛泽东的逝去，进入了改革开放的阶段。但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那位老人，经过10年的沉默与旁观，对于改革开放大战略早已了然于胸：关起门来发展是肯定不行的，用老办法走老路也是肯定发展不起来的。开放，走向国际社会，运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经验来实现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那么这些大战略如何变为实实???在的行动呢?先在一个不引人注目又有一定区位条件的地方搞搞试点。于是南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就被幸运地圈了起来。 　　圈起来的特区马上就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特区做什么? 　　这一点很清楚，就是“拿来”。不仅仅拿来外国资本，更主要的是拿来国际社会的一些成熟的经验与做法，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形成与国际社会各种微观经济运行制度的匹配，通过制度的匹配实现经济的增长。小到一些具体做法的拿来，像特区按劳动效果实行计件计量绩效工资，超额还可以有奖金(在中国社会已经数十年没有奖金概念的当时，这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大到一些宏观性制度的探索，像刺激外向型经济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制度等等。 　　应该说这些“拿来”确实给特区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像当年大家津津乐道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二个问题，特区这样做面临的阻力与风险是什么? 　　经过近30年的封闭后一下子放开，不免有些不适应，不免有些笨手笨脚，被外商欺骗的事情常有发生。但这一些都不是问题，学游泳呛几口水算得了什么。当年特区面临的最大阻力和最大风险来自意识形态的“当然之幕”。 　　当时的中国，有一张厚厚的意识形态“当然之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有着既定的、明确的答案。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包括领导干部来说，不能越雷池一步，也想不到要去越雷池一步。但特区改变了这一切，所以，特区的这些做法首先遇到的就是来自意识形态的质疑。“深圳除了五星红旗的颜色没变，其它都变了”。就是当时最为典型但杀伤力也最大的一种说法。 　　但在那位老人心中，这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这从他当年为特区起名字的深思熟虑话语中可见一斑：“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把深圳特区与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盘内开辟出的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相提并论，其制度变革的苦心与决心一目了然。但是在社会与群众还没想清楚之前，在深圳特区还没有干出硬邦邦成绩之前也没有必要去“触犯众怒”，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所以直到1984年，深圳特区发展了5年之后，他才到了深圳亮明了自己早已心中有数的态度。这就是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到这个时候，那张意识形态之幕早已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争论就这样化于无形。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深深感受到特区之“特”的沉甸甸与货真价实的含金量。这就是可以去干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背景下不允许去干的事情，而且最高决策层还给以真实的支持。还是那位老人，明确讲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