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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与粮食的战略思考 　　 　　近年来，油价飙升，粮价暴涨，闹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一个粮食，一个石油，都是大事，谁也得罪不起。游移于二者之间的生物燃料，是福是祸，莫衷一是。只有还其实情，排除“噪音”，理清思路，才利求解。 　　 　　中国粮食良好表现的背后 　　此次世界粮食危机，中国粮食的表现是好的。自2003年粮食连续4年增产，接近了历史的最高点。2003―2007年间的大米和小麦消费库存比都高于30%，玉米也在20%以上，明显高于联合国提出的粮食安全系数。中国粮食的良好表现得益于“立足国内”和“自给率95%”的粮食安全战略。由于粮储充足和年后的粮食出口政策，在国际市场粮价暴涨中，国内粮食期货价却普遍下跌；国际米价突破吨价1000美元时，国内米价却低于400美元。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在深层次上。人口众多，需求旺盛，耕地净减，用水无增，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以及粮食增产乏力等。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5.12亿吨，后持续减产到2003年的4.3亿吨，2007年才重新迈上5亿吨台阶，要进一步实现人年均粮食380―400公斤，总产5.4―5.8亿吨的2020年目标，其难度是相当大的。除加大投入，提高生产力水平外，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粮食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目前的人为压低粮价政策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粮食问题主要是增加饲料供应问题。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的直接消费渐减和动物性食物消费迅增是个常理，中国正是处在这个阶段。1986年和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直接粮食消费分别是138公斤和76公斤；乡村居民分别是275公斤和239公斤，20年分别减少了45%和13%；而城市居民的动物性食品消费则由35公斤增加到74公斤，农村居民由17公斤增加到34公斤，20年翻了一番。据专家预测，中国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含直接消费与间接消费）将由2000年的223公斤下降到2020年的160―202公斤，约年需粮食2.2―2.8亿吨。届时，人粮畜饲将“两分天下”，玉米、薯类等饲料生产将占到“半壁河山”，粮经饲三元结构中的饲料份额将快速扩展。 　　粮食消费结构上的这种重大的趋势性变化，将有利于缓解粮食总量上的压力。因为目前的水稻和小麦产量水平可???本满足2020年前后的人粮消费，而饲料的回旋余地和拓展潜力很大。除玉米、薯类、高粱外，还可以利用边际性土地大力发展饲草以及利用酒糟等农产品加工的有机废弃物。因而以农林废弃物和利用边际性土地进行原料生产的生物燃料，将与饲料生产相结合，形成物质和能量的综合开发与循环利用的粮、经、饲、能四元结构的新生产体系。 　　 　　 　　石油换代的阵痛 　　粮食与石油，一农一工，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自油价拉升粮食成本和发展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以来，二者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据国际权威机构推算，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加上储量增长潜量共2297亿吨，可用39年；再加上待发现的石油资源量，共3574亿吨，可用53年；而天然气和煤炭分别是63年和90年。如果说20世纪是化石能源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化石能源换代的世纪。在这个能源的历史巨变中，怎能不引发社会与经济的分娩般的阵痛，此次粮食危机便可见一斑驳。 　　石油换代的阵痛在中国将尤为剧烈。中国化石能源剩余可采储量中，石油只占4%，约35亿吨标煤，储产比已到警戒线11（均按2005年计），而消费量是世界第二，进口依存度近半。这是一次求供倒悬和无米之炊的“巨痛”。中国自1994年为石油净进口国后，2006年的3.2亿吨石油消费中有1.8亿吨是进口的，进口量还将继续扩大。进口石油非“一买一卖，按价付款”那么简单，中国70%的进口石油来自不稳定的中东地区，要通过马六甲海峡。需要多大投入才能保障这条海上石油通道？才能将俄罗斯和中亚的油气流入中国？这是需要付出巨大资金、政治、外交，以至军事代价和承当巨大风险的，其隐性成本比表观价格要高许多。 　　应对石油换代“阵痛”的另一条路是“走出去”，开发国外石油资源。但我们已晚于西方国家一个世纪，这已经是肉少骨多和争夺“最后一杯羹”的战场，而不是伊甸乐园。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舞台和形势不稳的石油资源国，这更是一项代价和风险度极高的境外投资。国际能源组织报告中就提醒中国和印度，要十分注意过分依赖中东石油的“海湾石油瘾”可能产生的近期和远期风险。 　　“扩大进口”和“走出去”可以“止痛”，但“替代”才能“治病”。可惜不久前颁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达到15%。”其实，按国际惯例属于常规能源的大水电在2006年就已经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了，2020年的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实际是7%左右，其中生物燃料对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