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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使我的生命倍感光辉 　　口述/刘真骅 整理/邢军 海江 　　 　　 笔者拜访刘真骅是在她位于青岛东部海边的家里，她是《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的遗孀。出现在笔者面前的刘真骅气质端庄典雅、神采奕奕，完全不像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她热情地将笔者迎进了她那面向“一帘波涛”的客厅内，习惯性地燃起了一枝香烟，娓娓诉说起她与知侠先生那段刻骨铭心、少为人知的恋情。 　　 　　我与知侠历尽艰辛终结伉俪 　　 　　 我于1936年出生在青岛市一个小资本家家庭，1951年参加工作时我才15岁，只在青岛二中读完了初中。18岁时，在组织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与一个原本不喜欢的人结合在一起。虽然他长相、社会地位都不错，但我并不爱他，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九年之后，因再也不堪忍受这份心灵的煎熬，我以不要任何财产，只要女儿的条件和代价，和他分道扬镳。 　　 那年离婚之后，正赶上“文革”，我从原来工作的机关办公室来到了工厂车间。一个单身的女人，被下放后当着工人，又带着幼小的女儿，心无所依，人无所靠，其孤苦和艰难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不少关心我的朋友纷纷劝我再找个对象。其中三个互相并不认识的朋友，给我介绍的却是同一个人――刘知侠。虽然当时他已成功地创作了震动全国的小说《铁道游击队》，并因此而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但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正值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肆虐中国大地。他那时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最低谷，当时的情形可以用“六个一”来形容：“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文不名、一身罪名、一群孩子、一对80多岁的父母”。知侠的前妻是我的一位远房表姐，1967年已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留下了六个孩子，大的十六岁，小的只有六岁。而刘知侠正被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黑作家”等帽子，整天处于挨批斗、写检查、被抽打之中。 　　 未见面前，我对他的情感是复杂的。他50岁，我32岁。从小看他的《铁道游击队》长大，我内心很崇敬他，但此刻他却境遇潦倒，前途未卜。尽管从表姐那里我也了解到他的温和善良，内心非常同情他，但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经历却又让我对婚姻有一种深深的惧怕。那天，??来约定上午见面，可由于内心的矛盾和徘徊，我一直磨蹭着到下午才去。初见之下，我们都有一些拘谨，话说得也不多，近乎艰难地“熬”到了暮色四合。尽管如此，我却依然能感觉到知侠的善良和率真。后来知侠主动提出来送我，在昏暗的街灯下，我们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着，倾诉着各自的不幸经历。随着对知侠了解的增多，在内心的深处，我仿佛寻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快到家的时候，他突然站住了，望着我郑重地说：“我只要你记住一句就够了：知侠是个好人。” 　　 慢慢地，我了解到关于刘知侠的一些不同寻常的过去：他生于河南卫辉一个偏僻乡村，幼时家贫，是个苦孩子。从小跟着母亲去了焦作，靠母亲给人推磨、缝衣服和自己捡煤核卖钱贴补生活。 　　 　　11岁他才进入当地的一所半工半读的小学，半天读书半天劳动以维持学业。四年后又回到村里的小学读了五年级。小学毕业后，家里再无力供他上学，就在家乡给他谋了个差事。多亏学校校长李祥芝，说服他父亲，让他继续读书，并资助知侠读了两年，李校长去世后，知侠就失去了学习机会。多年来，知侠始终未曾忘记李校长在困难时期对自己的帮助，他经常对我说：“李校长在我充满苦难的童年生活中，曾给予我帮助和温暖，对我的成长在思想上给予了很大帮助，他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值得怀念的人。”之后知侠于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时投奔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缘于自己年少时那段艰辛的经历，此后，每每遇到那些处于困境中需要帮助的人，知侠总是倾尽所能。他曾对我说，十几年来南征北战流血流汗，就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再受他曾经受过的贫穷和苦难。在他写《铁道游击队》期间，写作之余常去大明湖散步，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个10岁左右，在马路上拣拾破烂的女孩，交谈中得知，她叫刘绪凤，由于家里穷，家里根本没钱供她上学。了解情况后，知侠立即找到她的家里，说服了她的父母，以后刘知侠定期从供给制的零用钱中抠出一点给刘绪凤缴纳学杂费，后来，知侠还把她介绍给一位老战友廖修，做他的养女。从此，刘绪凤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在廖修夫妇的培养教育下，她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1954年，知侠第一次回故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李校长的子女。李校长的女儿云珠当时正靠兄嫂供养，勉强能读得起书。知侠见李家的条件十分困难，便决心领走云珠，征得其兄嫂同意后，将云珠接回了济南。资助她一直读到山东工学院本科毕业，后来她做了一名电气工程师。 　　 其实，知侠是一名武将，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曾经打遍沂蒙山。1942年，日军5万兵马围剿沂蒙山,知侠率领一支部队冲锋陷阵，成功突破敌人的包围，并因此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整个抗战时期，他一手扛枪，一手拿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