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城市化”傲慢与偏见.docVIP

被“城市化”的傲慢与偏见 　　如果是机械地融入,那么农民工市民化只是表面的城市化,而非真正的城市化,是属于“虚拟的城市化”。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只是贡献了城市化,却没有贡献“城市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目前,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城镇化浪潮,但是相比以往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的美化,未能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机会的城市化冲动在当下仍有所体现,农民存在被动、非自愿的城市化。 　　 　　为何出现“为了农民的幸福而让农民感到不幸福” 　　 　　目前,我国进城的农民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城打工,在城市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稳定住房(包括自己买房、租房或企业提供的住房)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与土地的关系淡漠,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另一类是城市扩张所造成的被动进城的农转非居民,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和房屋,被安置在城市的住房中,属被动的城市化。综观当前的市民化进程,有以下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一是有沦为土地城市化之忧。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土地进入市场为城市政府提供了巨大的获利空间。同时,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对土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业用途、从低收益用途向高收益用途的流转有着巨大的需求。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拉开的30个省区市国土资源大调研显示,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土地供需矛盾突出。 　　二是有沦为人口城市化之忧。目前有1.5亿进城打工的农民,虽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并未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少之又少,以重庆市为例,1997年重庆户籍城市化率为25%,农民户口占75%,2009年全市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增长到现在的51%,但是户籍城市化率仅增长到28%左右 。这说明这12年在城里多出来的几百万人事实上仍保持着农民的身份,是虚拟的城市化或者是半城市化。以农民工集中的东莞为例,东莞的城市化水平在2000年初即高达82%,而2000年东莞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是45% 。同样,在目前的城市规划区的郊区农民都被划为城市居民,但也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 　　三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之忧。中央号召通过大规模开展土地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解决小城镇建设“缺钱”、城市发展“缺地”的矛盾。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变味”成了“堂而皇之”的大拆大建和圈占土地运动,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农民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农民“被自愿”、“被动城市化”的现象存在。显然,城镇化中,农民作为产权主体、交易主体和分配主体的地位缺失,农民的主体地位并未得到应有体现。 　　四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有失业之忧。进城农民相对城市居民而言,非农职业技能、素质都相对较低,年龄较大,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也较弱,被动失去土地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权利进城后,面临社会风险或不确定因素时,找不到工作就会面临没有退路的窘境,他们已经处于部分或全部从农村退出的状态,却未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一些地方目前在“引导农民直接进城,走‘跨越式’的农村城镇化道路”的思路下,忽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保障,有把城市化演变为圈地、剥夺农民的工具之忧。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偏见与歧视”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是,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动机、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然不同,因而在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是农民工队伍中最具市民化意愿、距离市民化最近的群体之一。 　　就城市市民而言,当前户籍制度仍未松动,以及附着在其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导致城市居民“天然”地就可获得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优势,使得城市居民在新生代农民工面前仍然保有一种天然的心理优越感。新生代农民工应该说是农民工群体中整体素质较高的人,是属于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底层精英”,渴望获得尊重、认可与接纳,也有着强烈的与城市人交往的意愿,并主动调整着自己来适应城市社会,但是他们却在城市居民眼里成了一群低素质的城市“牛皮癣”(小偷、流浪者、二奶、麻烦制造者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认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扰乱了城市的社会治安,破坏了城市的生存环境,使市民的生活安全感降低,一定程度上导致市民对农民的不信任和偏见。城市需要农民,离不开农民,却不愿意接纳他们成为真正的市民。这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包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实质是一种社会或群体不信任,似一道看不见的心理鸿沟,加深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两大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