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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士大夫的思想进程 　　提要：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一生的理想和目标。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日益加大，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传统士大夫精神在受到西潮冲击的同时，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勇于担当，不愧为国家的脊梁和民族的灵魂。 　　关键词：士大夫 民族危机 思想转型 　　士大夫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说文解字》中“士”与“事”通假，指的是哪些区别于庶民为王办事的男子。大夫是中国宗法制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士与大夫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身为官僚，学习道艺”的一个社会群体。“从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德治主义’和‘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①以及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稷，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斗争精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精髓。“士志于道”这是儒家赋予“士”的社会使命。“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国代社会的中流砥柱，在宋代统治者更是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的地位上升到很高的高度。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高风亮节，坚忍不拔，铁肩担道义，传承着中国的文化。然而近代以来，西潮东渐，士大夫的精神家园连同他们所供奉的神器一同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地粉碎。本文将试着浅论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士大夫的彷徨与应变。 　　明代始，中央集权加强，明太祖罢相，权分六部，设内阁，锦衣卫网布全国，官僚士大夫们如履薄冰，寝食难安，士大夫的人格和尊严被来自统治者的自卑和惶恐压得喘不过起来。满清入关，设军机处，兴文字狱，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消磨殆尽，只能埋首故纸堆，做一些与经邦济世无关的考据。士大夫地位的衰落使他们思想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既然国家是皇帝的个人私产，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于是读书做官也就成了个人谋生的手段，所谓“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们所处的环境注定他们只会有这样一些“实用”的想法。然而，毕竟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部分士大夫未完全忘记自己的使命“苟生死以利国家”。 　　当大清国上至皇帝下到平民沉迷于泱泱大国的美梦时，西方早已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工业化浪潮浩浩荡荡，资本时代悄然而至。民主政治使得政府运转简单高效，行政成本低廉，自由让民众扬眉吐气，精神焕发，各得其所。曾几何时，让整个西方仰望的，那个“哲人王”统治的世界最理想的国家成了反面教材。伏尔泰曾用热情的诗句歌颂中国的哲人王，“伟大的国王，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信仰；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是如此美妙；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两种制度的对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高下立现。这次实体的对抗让部分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林则徐在此期间则广派人手翻译西方书籍报纸，了解西方，魏源编写《海国图志》了解世界大势。然而这些只是初步了解，人对事物的了解是由表及里的，这些先觉者们也不例外，他们首先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甚至连林则徐一开始也相信西夷的膝盖不能弯曲，不宜陆战。士大夫思想僵化由此可见一斑。曾国藩，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领略到了火器的威力，为了勤王，绞发捻，创办军事工业，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在评价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士大夫在镇压农民起义时，认为只是为了保大清江山，但他在办团练，组建湘军时，“保名教”却真正为他赢得了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支持。“举国数千年礼仪人伦，经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边!”②从开明官僚地主的求强到“洋务派”的求富，他们的认识进了一步。洋务派在办军工的同时也创办民用工业，并创办学校，张之洞主政湖北时创办的储存学堂，自强学堂，张元济兴办的通艺学堂均拟将兵，农，商，矿等“分门学习③”近代中国没有完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甲午海战虽然失败，但也让列强看到了，想一口吃掉中国是不可能的。后来者往往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苛求古人，一味的骂李鸿章卖国求荣，熟不知李鸿章也曾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他在当时跟外国交涉中是最可以倚重的，所谓“弱国无外交”作为一个没落王朝的臣子，他只能落得如此下场。倒是那些“国家的主人”在国难当头时分，其国家与民族于不顾，恣意享乐，同为皇后，日本皇后可以把首饰卖掉捐给海军买威力更大的大口径滑膛炮，中国的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为自己办寿宴，为了享乐，花巨资挖昆明湖，宣称要在湖中练海军。由此可见，坏的制度才是最大的毒瘤。 　　国家的危亡迫使士大夫积极探索，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立宪派的立宪法，开国会，他们一直在努力。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为系统介绍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思想，以“新学”，“西学”来反对“中学”的士人。他提倡由推行新式国民教育，渐进改良而实现民族国家富强独立在他与孙中山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