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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价值 　　[摘要]在全球结社革命话语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价值集中表现为填补了立法空白,顺应了国际立法趋势,成为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法律手段#65377; 　　[关键词]合作社;立法;价值;结社革命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4-0022-02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近来在学界研究较多,但多限于社会学#65380;政治学领域,即从组织理论和行政管理角度进行实证分析,而法学领域研究相对薄弱#65377;学界目前对NGO的定义还没有达成统一认识,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提出:“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通过其共同拥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65380;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体#65377;”但对于其内涵基本达成共识,认为NGO是指有别于政府和企业外的所有机构,在特征上具有组织性#65380;民间性#65380;非营利性#65380;志愿性#65380;自治性#65380;公益性#65377; 　　对于NGO#65380;NPO以及第三部门三者的关系上,学者认识上并不一致#65377;有学者认为NGO就是NPO,只是一种事物的两个称谓#65377;[1]实际上,笔者认为NGO和NPO两者内涵和外延是一致的,只是两者所对应的语境不同#65377;NPO强调的是和企业的区别,NGO强调的是和政府的区别#65377;中国对于NPO一般称之为“社会团体”,而在国际上普遍称之为非营利性组织,即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65377;所以在此意义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称之为NPO更为适合,即非营利性组织之于农民,是非政府组织NGO的一种表现形式#65377; 　　 　　一#65380;“全球结社革命”话语背景下的农村合作社立法 　　 　　全球化浪潮推动了全球结社革命,全球化不仅表现为资本的全球扩张#65380;经济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和人们跨国界的交流和互动的增加,而且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相伴随,全球性结社革命即是这一浪潮的主要表现之一#65377;这股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主要标志是世界各国涌现出了大批的民间非营利组织#65377;同时这股浪潮不仅仅出现在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亦受到波及#65377;仅仅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目前,全国各地特别是浙江#65380;山东#65380;江苏#65380;四川#65380;河北等省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有很大发展#65377;目前,专业合作组织与农产品行业协会的总数量已经超过15万个#65377; 　　托克维尔早就指出:“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65377;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65377;”[2]结社就是组织社会团体#65377;结社自由是公民依照法律规定组织社会团体的自由,这已经被世界各国宪法普遍所承认和保障的一项宪法权利#65377;在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中最早规定了结社权,该宪法第124条规定德国人民“有组织社团及法团之权#65377;此项权利不得以预防方法限制之#65377;”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将结社自由权载入了国家人权宣言中#65377;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65377;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65377;”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65377;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65380;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65377;”《经济#65380;社会#65380;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规定有“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等条款#65377; 　　中国对结社自由的保障在各种宪法文本中均有体现#65377;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7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65377;1975年《宪法》#65380;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对公民的结社自由权作了明确规定#65377;以上为宪法及宪法性文件对于结社权的规定,然而一切宪法权利的规定都需要相应的专门法规予以明确化#65377;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制定结社法或社团法#65377;在这样的立法状况下,对于数以万计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缺失结社立法上的保障#65377;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