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置业时代”安全感买单.docVIP

谁为“置业时代”的安全感买单 　　这是置业时代妥善解决老百姓安全感问题的关键一环,是政府能否真正以人为本,切实从“藏富于民”处着眼,科学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以利于居民均衡消费的重点所在 　　 　　如果说柴米油盐价格上涨还可以忍受,迅速攀升、不断翻倍的住房价格就令人无法忍受了。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买不起一平米的房子,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安居乐业,首先要安居。没有居,何谈安。没有居,老百姓哪敢进城,又何谈城镇化。城市要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要让生活更美好,首先要让大部分人买得起房。这是前提。 　　 　　畸重畸轻:“一业独大”与“需求锁闭” 　　 　　一般来说,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用于某项开支数目越大,必将更多减弱他项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可谓此长彼消。居民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对某项消费支出较大,但长期来看,其消费水平在总体上应当是均衡的,即各消费支出项目间的比例应当是趋于合理的。但现实状况是,由于居民在楼市投入过大,已然造成多项支出的“需求锁闭”,某个方面畸重的消费支出已然造成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其突出表现就是: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整个社会的物价指数居高不下,居民幸福感不稳定,市场失序,心理压力重重。 　　房地产业带动性强,联动着钢铁、水泥、建筑、家装等几十个产业在内的经济体。日本和香港在上个世纪都曾使房地产业“一业独大”,甚至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而泡沫的一夜破灭,也使本地的经济水平倒退许多年。这无疑应是政府如今审视房地产业时的前车之鉴。 　　于是,我们在看到房地产业“一业独大”的时候,就不难理解这样的矛盾与悖论:房地产兴起――聚积泡沫――泡沫破裂――经济衰退;同时,居民消费畸重――企业生产失衡――内需不足――经济衰退。更为奇怪的是,当经济繁荣时,居民财富的相当一部分流向政府,形成“土地财政”,一荣并未俱荣;而当经济衰退时,国家与民众的财富却一损俱损。如果国家与国民的财富不能“荣辱与共”,不能国富民强,两者必将走向彼此的对立面,进而伤及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根基。 　　面对还未过去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要进一步企稳向好,必须改变房地产一业独大特大,???它需求严重不足的畸形状况。 　　 　　责任与期许:让不确定的未来具有确定性 　　 　　房市的畸重消费,主要源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未来作为一种状态,本来就很难确定,而政府存在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恰恰在于,通过政策、制度、执法等多种方式为国民权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而增强民众生产和生活的信心。具体到投资方面,就是要使国民敢于投资、放心投资、大胆投资。唯此,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才能运行在良性、健康的轨道上。 　　进入新世纪,社会似乎开始充满不确定性。正是基于对确定性的疑虑,焦躁和不安的情绪开始弥漫,盲目投资、盲目消费、盲目生产的现象比比皆是,国民势必到处寻求能使资产保值增值的方式和手段。于是,屡经市场利益验证的房地产业闯进了人们的视线。 　　房地产投资的诱人之处,或者说政府对房地产业厚爱有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房地产是一个在价格上总体上涨,且迅速上涨、快速获益的投资渠道。从行业利润来看,纺织业的利润是2%,家电2%,外贸企业8%,而房地产业的利润可达30%―40%。这不能不让人心动,让投资冲动。 　　但话得反过来讲。如果说个体投资者因为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而盲目投资,那么,在市场中具备信息、技术和政策便利的政府对投资的把握程度则绝对优越,其责难脱。按理说,政府是民众的代言者,民众是政府的主宰者,两者间的根本利益本应是一致的。而现实却是,由于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政府在房地产业中的获益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间一哄而上的投资,这不仅无助于实现“藏富于民”,反而因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助长着民间资金向国家和政府的单向流入,向已经成为富豪的房地产商的单向流入,于是“需求锁闭”成为了其必然的逻辑结果。 　　从根本上来说,要达到投资和消费的均衡合理,居民必须对自己的未来有较为肯定稳定的预期。可以说,给居民以稳定的投资预期,既是民间的期许,社会的需要,更是政府的责任。 　　 　　困境与难题:房地产能否回归其价值本位 　　 　　房子的终极价值是居住,而不是投资。但在目前社会市场化的阶段,房子却成为人们除黄金等奢侈品以外使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投资方式。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时期,“以房养老”还成为一种重要的养老选择。无论是高档住宅,还是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都成为人们争相投资的品类。这一方面反映了房子的价值和政府的行为取向,同时也反映了老百姓投资渠道的狭窄。 　　由市场主导的房市必将偏离房子的正当存在价值。假如仅仅是人们将剩余的钱拿出来购地买房也就罢了,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有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是他们的必选。而投资性购房一旦推高房价,改善性的自住性购房目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