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巢》《黑白》到“布尔津”“三重奏”.docVIP

从《空巢》《黑白》到“布尔津”“三重奏”-关爱空巢老人论文 从《空巢》《黑白》到“布尔津”“三重奏” 　　——《空巢》（薛忆沩）——《黑白（白之篇）》（储福金）——《布尔津光谱》（张好好）——《三个三重奏》（宁肯）——《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鲁引弓）——] 　　这一次，我们的关注点将首先落脚到薛忆沩的长篇小说《空巢》（载《花城》2014年第3期）上。我知道薛忆沩，是因为阅读了他此前一部带有强烈现代哲思意味的长篇小说《遗弃》。在当代文坛，薛忆沩虽然并非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但其小说创作思想艺术风格的独异，其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内在紧密关系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次刊物在发表《空巢》时，把它放置在了一个名为“中国叙事”的栏目之中。“中国叙事”是一个文体归属极端含糊的栏目，去年《花城》的这个栏目曾经发表过毕飞宇一部旨在记述自己青少年成长往事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经过一番细致辨析之后，我们把毕飞宇的那部作品归之于非虚构文学加以理解。毕飞宇的作品属于非虚构文学，那么，薛忆沩的这部同样被纳入到“中国叙事”栏目之中的《空巢》，其文体归属又将如何呢？尽管说薛忆沩在作品之前有一段特别的题记：“献给所有像我的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尽管从这段题记出发我们不难判断薛忆沩的书写绝对有现实中的生活原型存在，但从文本实际状况来看，恐怕还是应该把这部作品看作是具有一定虚构性的长篇小说更为合适些。在我看来，杂志的编者之所以要把《空巢》归之于“中国叙事”的栏目之中，看重的很可能是薛忆沩此作对于当下时代中国问题的一种痛切直击与尖锐揭示。这里的所谓中国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及其背后的空巢化问题。尽管从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说，老龄化不可能是中国所独有的社会问题，但由于现代中国所走过的那样一条特定的发展道路，更由于自打196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严格执行过后来被称之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还不应该提前出现的老龄化问题业已加速度地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很多家庭都只育有一个独生子女，子女一旦外出求学工作，空巢老人现象的形成也就势在必然了。以上两方面，再加上中国特有社会政治体制的潜在制约与影响，老龄化与空巢化问题，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面对的重要社会问题。一般情况下，如同薛忆沩这样更多地对于形而上存在问题感兴趣的作家，不大可能会对现实中的中国问题产生浓烈的关注兴致。归根到底，薛忆沩之所以能够写出类乎于《空巢》这样一种严重关切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品来，与他曾经遭受过电信诈骗的母亲的痛苦体验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薛忆沩《空巢》的写作，从另外一个角度形象地诠释了文学与生活之间须臾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 　　或许与薛忆沩内在的写作驱动力有关，小说《空巢》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身为小说女主人公的叙述者“我”，正是那位上当受骗的空巢老人。这是一位早已退休在家很快就要度过自己八十岁生日的单身女性，老伴已因病离世多年，虽然育有一儿一女，但两个孩子却不仅不在她的身边，而且还都远在异国他乡，女儿在美国，儿子在英国：“我仅有的妹妹也住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没有亲人陪我过周末，甚至没有亲人与我一起过春节。按照老范的说法，我属于真空级的空巢老人。”小说故事是从一个带有明显不速性质的意外来电拉开序幕的。“我其实经常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每天都会有，每天都会有很多：房地产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即将入伙的优质房，医药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最新开发的保健品，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正在热销的套餐，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回报丰厚的理财产品……”虽然只是不多的几句话，但通过对于这些陌生电话的罗列描述，一种资本化经济时代的强烈气息就已扑面而来。但令“我”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的是，这一天的一个陌生电话居然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使自己不其然地陷入了某种空前的精神困境之中。其一，这是一个自称来自于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电话，这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接到公安人员打来的电话。其二，也是更重要的，这位公安人员竟然在电话里告知身为空巢老人的她自己已然在不知不觉状态下卷入到了某一犯罪集团的活动之中。如此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对于一生都洁身自好的主人公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这样一个电话，之所以能够对“我”形成巨大的打击，究其实质，与“我”视个人清白如生命的价值理念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只要一想到我一生的清白，我就会振作起来，我就会感觉充实，感觉骄傲。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