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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计：一个城市减贫的新范式-社会科学论文 可持续生计：一个城市减贫的新范式 胡彬彬 摘要：城市贫困群体区别于农村贫困人群，具有致贫根源上的结构性、经济上的更脆弱、环境上的高风险、社会中的被排斥、心理上的边缘化等特征。起源于上个世纪末的“可持续生计”概念虽然最初立足于解决农村背景下的生计问题，但是在国外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城市生计分析，也为我国的城市减贫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将可持续生计分析应用于我国城市减贫工作中，需要对其资产要素、作用路径以及具体内容进行“本土化”的修正，构建适应于我国国情的城市贫困群体生计框架。 关键词 ：可持续生计城市贫困 范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族群认同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研究”（项目号：12CSH092）；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贵州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项目号：09ZX09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理论和制度构建研究”（项目号：10JZD0033）。 [中图分类号] 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1-0046-07 DOI: 10.3969/j.issn.1 672-4828.2015.01.003 胡彬彬，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贵阳 550025）。 国内外的反贫困理论研讨和政策实践曾经都将贫网主要视为一种农村现象，但随着经济社会体制转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市贫困者的行列正在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社会学家对于“城市贫困会随着现代化的起飞而自然而然地消失”的推定，并未成为现实。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我国共有2061.3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在城市整体经济形势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不可忽视还存在着一个数量如此庞大的生活困难群体。城市贫困群体对于工作、住房以及城市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一切都亟待政策研究者们寻找城市减贫的新出路。 一、城市贫困群体的特殊性 城市贫困具有贫困问题的诸多共性，但也因其主体的个体特征、社会环境、生计方式的不同而区别于农村贫困。构建应用于城市背景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必须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特性有清晰把握。 （一）根源上的结构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具有鲜明的城乡分割特征，城镇职工的福利高度依附于单位，拥有固定职业的居民对单位福利制度抱有强烈的期待。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大批国有企业职工难逃下岗或失业的命运，失业人员大量出现。同时，新经济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职业人口流动加快，进城务工人员队伍不断增加，这些都为城市中结构性贫困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正如学者们指出的，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行政因素逐渐减少，市场因素逐渐增加；先赋因素的作用逐渐下降，后致因素的作用正在上升（孙立平，1994:51）。社会结构的分化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新的利益群体、职业群体的大量出现。我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不平等程度较大的国家（李强，2005:246）。这部分贫困者区别于以往城市中的“三无人员”，被研究者称为“新贫困群体”。城市新贫困人口既具有生活状态差、收入水平低等传统贫困的特征，又有缺乏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机会，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边缘化、家庭负担重、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固定资产、居住高度集中封闭、主要分布在一些困难行业和企业等特点（刘璐琳，2012:53）。这些因体制性原因导致的城市贫困具有再生性和被动性，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二）经济上的更脆弱 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中已经对不同生产方式的个体所拥有的权利关系做出了经典阐述：“收益分成佃农所得到的报酬是可以直接食用的粮食，不需要通过变化莫测的市场。相反，接受货币工资的工人则不得不依赖于其货币工资的交换权利……当饥荒发生时，佃农往往比工人更具有相对优势……类似的，其他服务业人员或出卖手工业制品的人——像工资劳动者那样——往往比种植粮食的农民更容易遭受饥荒”（阿马蒂亚·森，2001:11）。在资本市场发展高度完善的今天，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所拥有的交换权利差异则更为典型。城市贫民或许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并且在面临市场状况变动、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工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的状况时就显得更为脆弱，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近乎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之中。 （三）环境上的高风险 与经济上的脆弱性相伴随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在生活环境方面的高风险性。虽然我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