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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冤狱及其救援状况分析-法律 台湾地区的冤狱及其救援状况分析 高国其 摘 要：台湾地区的冤案和疑案在岛内受到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当地冤案、错案的形成具有证据运用不当、司法观念滞后等诸多原因。在冤狱救援方面，尽管存在再审、上诉和释宪等不同的法律途径，但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在各方努力下，台湾地区在减少和纠正冤案、错案方面采取了立法主导下的诸多措施，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台湾；冤案；疑案；救援 中图分类号：D927.5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8557（2015）04-0024-06 【收稿日期】2015-11-14 【作者简介】高国其（1974-），男，河北隆尧人，重庆大学法学院2012 级刑法学博士生。 尽管现代司法体制力图通过各种制度设计以防止冤案的形成，但是现实中冤案、错案还是时有发生，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随着言论自由的发展和司法运作透明度的增加，民众对冤案的发生和发现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近些年来冤案的揭示和救援成为台湾地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大热门话题。 1996 年发生的“江国庆案”（被告涉嫌性侵杀害女童被判死刑并已经执行），随着2011 年“真凶浮现”得以平反。这种被动发现并已执行完毕的冤案引发人们对司法体制的批评和不信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生的“苏建和案”（苏建和、刘秉郎和庄林勋涉嫌入室侵害原台北县夫妇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在案发后第二十一个年头的2012 年才由“台湾高等法院”最终确定三名被告无罪。①这一跨世纪疑案的诉讼过程，也成为台湾地区民众、法律专业人士和司法机构各方角力、推动本地立法和司法改革的过程。台湾地区当前仍然存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争议性案件，如发生在台中涉嫌杀警的“郑性泽案”、被控性侵杀人被多次判处死刑的“徐自强案”等。虽然，这些案件在没有被确定为错案前还不能称作为冤案，但至少由于存在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问题而作为疑案被广泛关注。 一、台湾地区冤狱形成的原因 近年来台湾地区冤案、错案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 科学证据本身存在问题 科学证据在诉讼证明过程中通常较人证更为客观和稳定，但是冠以科学鉴定的证据有时却难以经受事实的考验。 基于对生物个体DNA 唯一专属性的立论，通常认为DNA 鉴定可以确保认定结果的客观准确。但在刑事诉讼中结果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出现了因DNA 鉴定错误而造成的冤案。在已成功获得救援的“陈龙绮案”中，就是在再审的DNA 鉴定中否定了先前的鉴定结论，从而排除了陈龙绮犯案的可能。①在吕金铠案中也存在这一问题。1993 年案发时，现场鉴识人员采得疑似行为人所留下的精液，经DNA鉴定判断该证物之DNA“与吕金铠全符合”；而2006 年更（七）审中，称以更精密的鉴定方法重新鉴定DNA 的结果却是“可排除吕金铠本人”。②被告人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交给了DNA 的鉴定结果，而科学鉴定本身却未能提供准确无误的回应。科学证据本身出现的问题成为引发一些冤案的关键因素。 （二）证据的不当使用 物化证据本身只能作为证明的依据之一，准确认定事实需要全面运用证明法则重现案件真相。但办案人员在案件认定中往往过分依赖客观证据，主观臆断而造成冤案。在“江国庆案”中，侦查机关从厕所现场卫生纸上混有精液的遗留物中检测出江国庆的DNA，这一科学鉴定成为认定江国庆性侵杀人的关键证据。但在真凶出现，重新考察案发事实后发现，现场卫生纸上江国庆的分泌物，应该是案发前几天其在厕所自慰时所留。③司法机关过分依赖这一偶然巧合的科学证据，没有全面、客观运用证明规则，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冤案发生。 另外，法院选择性地使用科学证据也增加了错案形成的机率。在“林金贵案”中，虽然林金贵通过了测谎，但法院仍然不予采信其证词，而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④在“谢志宏案”中，对谢志宏的测谎因图谱反应不一无法得出测定结论，但法院采用了通过测谎的其他同案被告人对其不利的证词，而未对谢志宏的测定结果作进一步探究。⑤这些科学证据的不当使用难以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再现，为错案的发生留下了可能的空间。 （三）重口供轻物证 在侦查阶段采取刑讯逼供等强迫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是造成虚假自白进而形成冤案的重要原因。在“江国庆案”中，就后来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侦讯中对江国庆实施了刑求。在“郑性泽案”中，依据当事人的供词，被告人和证人都有在侦讯阶段遭到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 尽管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6 条②规定，“被告或共犯的自白，不得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仍应调查其他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