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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监督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 鉴于权力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权力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其应然状态，严重掣肘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消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因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统一，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权力监督，国家治理能力，权力功能，权力属性，治理能力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虽然社会长期臣服于国家，但也未曾被完全剥夺自治空间，尽管此时的自治能力相当有限 〔1 〕 (P6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社会自治的空间与能力得以空前回升，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权力在其中的关键地位与主线功能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更遑论规范权力、保障权利的权力监督的重要影响，进而要求学界予以关注。 　　一、权力关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主线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和国别特征并不能否认国家治理悠久的历史传统、辩证否定的历史进程和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追本溯源，国家治理是社会自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异化形式，是公共权力基本属性的变相重现。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国家治理逐步摒弃排斥社会的传统做法，开始走向尊重民众地位与智慧的现代形态。作为这一历史逻辑的现实诉求，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没有回避我国治理实践中的痼疾，而且凸显了权力在其中的主线功能和现实影响。 　　(一)权力功能视域中的国家治理。作为永恒的社会关系，权力始终在推动人类的发展进程，以至于“对权力的渴望，?是人性的基本表达” 〔2 〕 (P28 )。基于历史的理论研究也充分说明，作为一种沟通个体与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权力始终发挥着整合与协调功能。一方面，人的社会属性要求权力具有化分散为集中的整合功能，以克服个体的弱小能力，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以至于“没有权力，便不可能存在任何家庭、市民社会、种族、整个人类” 〔3 〕 (P255 )。所不同的是，前国家时代的公共权力形成了自然共同体，国家时代才让位于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在整合功能的基础上还发展出协调功能，以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只是在前国家时代，“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 〔4 〕 (P95 )，而国家时代则更多诉诸暴力，并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关。这样，对比这两个时代的权力现象，前者既表现出自发的社会性，又因广受制约而体现出真正的公共性，但后者的社会性更具强制色彩，其公共性也明显受到侵蚀。不仅如此，前国家时代原始而真实的社会自治最终因国家面世而逐步让位于国家主导的政治统治，社会也因此陷入被动受制的境地。 　　当然，这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 〔4 〕 (P96-97 )也并非毫无顾忌，至少要维护共同体的存续。这样，即使在阶级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权力仍在发挥其双重功能，以保证最低限度的社会性与公共性，社会自治也因此微弱而顽强地存在于政治生活中，国家更要进行相应的治理努力，以回应社会自治的基本需求，以期在“善政”中延续其政治统治。所以说，“只要有国家，则必然有国家治理” 〔5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有起点、无终点的历史进程，社会自治虽曾长期蛰伏于国家治理之下，但未从销声匿迹，即使在国家主导之下，也不曾丧失其所有空间。所以，国家治理应当是社会自治的特殊形态，即主体有所偏重而客体一贯如初，以至于作为治理客体的社会可以划分为国家治理的社会和为自己治理的社会 〔6 〕 (P37 )。这样，国家治理不只是现代性产物，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不只是即兴臆造的学术显词，其内含着合乎规律的历史逻辑和演进过程。 　　(二)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随着国家与社会的消长和分化，地位日隆的民众必然追问政治统治的资格和动机，进而从国家时刻提防和加以驯服的对象，逐渐成长为国家的合法性源泉，并要求国家设法改变丰取刻与的传统，在节用裕民中不断凸显其社会属性，以证明其存在价值 〔7 〕。这样，社会也就开启了常态制约国家、规范权力运行的进程，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也经过历史拐点，重返不断彰显的正途，以至于社会从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逐步转变为国家服务的主体，国家也因此逐渐“成为包容各种差异性的世俗权力体系” 〔5 〕。而所有服膺于这一过程中价值重构的国家更是“毫无例外地把人民主权、法治精神、自由平等等理想的政治修辞作为其赖以存在的理由” 〔5 〕。在此背景下，即使国家的政治职能依然在场，其社会职能也明显实现了辩证回归。作为政治统治的曾经附属物，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