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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标准的社会性 　　摘 要: 翻译标准的演变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其社会性和历史动态性构成翻译标准的核心。充分认识翻译标准的社会性是我们正确制定翻译标准和公正评价译作的关键。古今中外,严格按照翻译标准译出而又获得读者认同的译著比比皆是,但同时有些译著虽然与翻译标准格格不入,却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本文作者认为文学翻译应该满足最大多数读者的审美情趣。因而衡量成功的翻译最重要的标准则是最广大读者的感受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力。 　　关键词: 翻译标准 读者 社会性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传统,可文学翻译是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迄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先后掀起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头十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十年,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真正繁荣的也就是50年代的十年),第四次是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但是,从翻译策略来分析,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整整一百年期间,中国的文学翻译大致是以归化为主调(孙致礼,1999)。 　　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和融合能力,却忽略了文化的共性,即一切文化都有两副面孔:既有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力,也有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实际上,这种排斥力与一个民族文化的健全和成熟程度成正比,与其对外开放的程度成反比。就是说,一种文化越健全,对外排斥力越大;而这种排斥力也会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加而降低。中华文化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当然不小。例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曾经遇到过强烈的排斥。佛教最初于东汉哀帝时期传入中,开始时传播并不顺利。在佛教的原教义中,教徒是已经跳出红尘之外的方外人士,是不受世俗的任何约束的。他们无君无敬,甚至对亲生父母都可以无情无义,六亲不认。这与皇权高于一切、“百行孝为先”的中国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排斥就不足为奇了。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改造和融合,使佛教屈膝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在佛教中打上了深深的中华民族的烙印,进而成立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佛教才得以在中国盛行。此时的佛教已从原来的佛教中脱胎换骨,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佛教了。 　　严译著作大部分都采用的是古雅汉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翻译的成功。严复的译作多集中在1894年到1909年,这一时期正处在清朝末年,当时的作为主要读者群的士大夫们崇尚雅言。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提到的“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与桐城派古文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严复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救亡图存,首先要引进西学,开启民智。而要开启民智,首先要提高中国多读书之人,也就是当时的士大夫的智识。这些人保守成性,却足以左右大局。因此,他把自己的受众定位于士大夫们。而当时的士大夫多对西方文化有抵触情绪,从中国的民众视铁路为洪水猛兽的例子中就可见一斑。当时的严复只有两种选择:翻译成典雅的古文或者翻译成白话文。严复采用了古雅文体,结果译作大受欢迎。究其原因,无怪乎这样的译语能够让士大夫读起来亲切,在阅读时仿佛是在阅读《四书》、《五经》这样的中华元典。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严复采用白话文,这样的译本在当时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士大夫们自是不屑一顾。但倘使今天我们在作翻译时,也抱着这样的态度,采用古文来翻译国外著作,恐怕只能是落个出力不讨好的结果。究其原因,无怪乎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有了规范的白话文作为官方的正式语言。这时候,如果不顾时代要求,仍然使用古文,最多也就是博得少数专家学者的喝彩声。要想真正地流行开来,恐怕是万万不能的。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过这样的话语:“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这句话,除了表达出译者谦虚谨慎的翻译风尚之外,更值得我们深思的便是“实非正法”。传统意义上被人们所公认并不遭诟病的翻译方法则属于“正法”,即本义上的翻译,或者说地道的翻译,追求忠实、通顺、流畅并语言尽可能生动,用严复的话就是“信达雅”皆能俱备。而他指出自己的翻译是“非正法”的,也就是不符合传统的翻译方式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变义上的翻译,是“达旨”。根据王秉钦先生的研究,这其实是“译述”,即译中有评,译中有释,译中有写,译中有编,译中有删削,译中有案语,甚至是一种全新的译法――引喻有更易[1]。正如严复自己在《名学浅说》译者自序中写道:“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王克非曾将严复的这种翻译方法总结为“加、减、改、案”四种。他的翻译作品,几乎全部采用这种方式翻译。如: 　　So far as that limited revel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ings,which we call sc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