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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得与失 《三国演义》，我们不想它成书的年代，不刻意去琢磨作者的用意，不追究那本该属于文学作品的曲笔，在这里我们只是简略地看一看罗贯中先生笔下那些会呼吸的小人和君子。 品读三国，给我一种感觉：罗先生在极力树立起那样的伟岸的道德至厚的形象，贬斥那些不忠不义之辈。龌龊小人，谦谦君子，忠义之士，不忠不义之徒，在《三国》的历史中跳跃着，罗贯中先生塑造了神，也塑造了鬼，当然，我认为神鬼之分自有得失。 首先，论其得。 一、三国志演义塑造了威严庄重的忠义之士。 漫漫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久久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与思想催生出来的文学作品，经典的小说，巅峰的三国。巅峰的三国，三国把中国人心中的道德标准汇集于一部书，一部若虚若幻的历史，给中国人心中的正义形象以躯体，让至高无上的“忠义智勇”活在人们的小说生活里，给人们一种寄托某种情怀的所在。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算是一种忠诚了。三国志演义却给了人们更加令人敬服的忠诚，这样的忠诚是无私的，是忠义之士的道德体现。国家危难名士冒死以保江山社稷；谋士遇主公优待则毕其生于此公；武将为主公身首异处而在所不惜；更有降将遇新主宽宏而更加忠诚；有那任人巧舌如簧终不变节之忠；更有身处困境而不忘匡扶江山之忠；为国家甘受一切之忠……三国里无处不忠：王司徒，诸葛亮，典韦，姜维，周瑜，刘皇叔，黄盖……这样的忠诚为人所津津乐道。 二、三国志演义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奸佞之徒。 还是一样的观点，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根道德准绳，甚至大家有着一样的评判道德上的好坏的标准。三国志演义，忠奸十分分明的，为贬斥奸佞之徒作者用大量的证据把那人写的令人深恶痛绝，读者恨不得一下子看到那奸佞之人的报应后果。我想这也是三国志演义非常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三国里的奸佞小人，被作者深入揭示其恶性的同时展现的更加真实，此之谓有血有肉。弑君杀父历来被中国人视为大奸大恶；不仁不义，更被人们骂不绝口。弑君杀父者，当属吕温侯了。他被张飞骂作“三姓家奴”，他认丁原为义父，最终杀丁原；被董卓认作义子，最终却血刃义父。这个“三姓家奴”可以说够为人所不齿了。然而，温侯的率性也让人们大长见识。温侯没被人们骂透，很可能因为他有万夫不当之勇，堪称三国第一勇将。然而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曹丞相就没那么走运了，没读过“东临碣石”的人，恨不得关羽那颗人头再更加恐怖一点，恨不得陈宫、马超、关羽早早地置他于死地，为何？此人，身为丞相却心怀不轨；善于权谋，“精于”屠城；爱听“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敢说出“宁我负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之极奸“警句”，道德上看来是坏透了的。论及奸佞，魏延似乎也可以提，读到马岱斩魏延于马下之时相信有很多读者心里大为痛快吧。 奸者，极其奸，为人所憎恶至极，这应该是作者的妙笔之效吧。 三、塑造了为人深信的“历史”。 三国志演义以历史为背景作小说，当然罗贯中先生重塑了这段历史，让它融入中国人的心理，读三国者，对这部“罗氏的三国史”深信不疑者大有人在。桃园结义，应该是很多青年豪迈哥们的效仿对象吧，但历史上可没有这一回事；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却被人们视为关公的主要神武经历；赤壁之战，原本周郎潇洒间使得曹军灰飞烟灭，却被后人白白添给了诸葛武侯；这位诸葛先生在军事上有多大建树都是未知，却被后人评为三国时期的军事家；现世间人人道周公瑾小气，却少有人知那周郎的真正气魄…… 这些明白的没有的事情，被世间深信不移，想必是作者笔力之奇功。 四、终究一句，三国志演义塑造了一种忠义仁厚的崇高的甚至伟大的道德标杆，供后人仰慕、参详。 三国的正义与邪恶是很清楚明白的，正义能感动人，感染人，邪恶同样警醒人。在道德的评判上，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但之所谓道德，毕竟是大多数人所达成共识的，而且，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下，道德几乎成了评价人无好坏的唯一权威标准，在中国道德几乎与法律一起维持着社会的秩序，无论是在遥远的罗贯中时代还是现今我们生活的时代，道德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三国志演义把“仁君仁主”的观念留给了封建社会，更把“忠义仁厚”留给了永不消失的社会来学习传承，当然，也把“奸佞小人之行”留给后人鉴别、践踏。现实生活中，交朋友能得刘关张之友情者，天下何愁一家；为国家当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国家何愁兴盛？ 有得必有失，下面我想谈谈三国志演义塑造人物之失。 一、人物性格细节不足，性格的多重性表现不够。也许是作者的需要，也许其他原因，我感觉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站在正义这边的人们形象不够清晰。我所讲的是他们有一个外在轮廓，行忠义之举，一眼便知是忠义之士，然而离人们太远，只可远观为神，不可或由于性格细节的缺乏不能近视之为人。 拿关羽举例吧，美髯公汉寿亭侯五虎上将之首，桃园结义之二哥，胸怀报兄、报国之大志。其行事作为都为小说内外的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