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docVIP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也不讲究，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细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的有板有眼。 按道理，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的心口相传。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念唱做打，就是口授几出戏，肚子里的戏越多，师傅就越值钱。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可一样传的真、演的像。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先生回忆说，在他接管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散发给学生，在讲台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是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有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考试严格一点，他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前蔡元培时代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前清的大臣奉旨办学，办的就是官学。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科举停办，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大学堂请他去教书他不干，非要去做学生，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因此，习惯上，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不幸的是，时隔九十年，北大已经庆祝过自己百岁诞辰眼看就要过一百一十岁生日了，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和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考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是不肯给的，临阵磨枪，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的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老师类似于三班衙役，而管理人员则是六房书吏；我们的校长和院长，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人，青天大老爷。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求，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有人说我们大学的历史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的大学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