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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西欧经济发展中的教俗权力 　　摘要: 在中古晚期,西欧部分地区初显出资本主义萌芽。商人阶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各国仍无法摆脱封建社会中王权与基督教会的影响。因此,教俗权力对英国和佛罗伦萨的商人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使两个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出巨大差别,最终使英国成为欧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而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却逐渐滞缓,本文就其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 英国佛罗伦萨商人阶层基督教会 　　 　　一 　　 　　中世纪西欧意大利地区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中,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一方面,教皇势利在意大利地区的中部,形成了国中之国――教皇国。另一方面,由于中世纪西欧的采邑分封制导致德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各封建主们注重扩张自己的领地把意大利地区作为征服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就成为教皇势力与德皇势力互相争夺的目标。这一背景也影响到了佛罗伦萨的政治格局即亲教皇的圭尔夫派(Guelf)和支持德皇势力的吉贝林派(Ghibellini)相互对峙的局面,并最终以圭尔夫派战胜吉贝林派而告终。对佛罗伦萨的商人而言,圭尔夫派的胜利关系到他们的命运。 　　首先,圭尔夫派的胜利使佛罗伦萨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西欧中世纪是与宗教信仰不可分割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同一种宗教信仰所联系,并且形成了兄弟姐妹般的一种“看不见”的关系。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E?A?罗斯所言:“一种彼此接近的纯洁的宗教感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能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同情是某种深信宗教的结果,它和深信是同情的产物一样的真实。伙伴之情的激荡总是暗示着某种‘我’和‘你’之间隐蔽的体谅情绪的约定。满腔的社会感情必然会克制我们的分离,并且能暗示我们之间看不见的关系。”[1]这种“看不见”的关系成为佛罗伦萨社会凝聚力的支柱,使佛罗伦萨在没有王权作为支持的前提下,为佛罗伦萨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精神支持。 　　其次,圭尔夫派的胜利使教皇势力成为佛罗伦萨王权的代替品。公元十世纪时期仍处于托斯卡纳农村经济的佛罗伦萨,封建贵族的势利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形成了贯有的从土地上获取一??利益的经济形式,这无疑造成封建贵族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冲突。佛罗伦萨的商人最终把贵族全部赶出了执政团,实际政权掌握在行会手中,不再受到封建贵族势利干扰。商人阶层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佛罗伦萨置于德皇的统治之下,那么佛罗伦萨势必成为德皇的附庸,且会失去自由发展经济的权力。相反,寻求教会作为强大王权的替代品,其结果就会不同。教会势力不仅使其成为佛罗伦萨商人阶层的“保护伞”,更为其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正如坚尼?布鲁克尔提及的:“他们(商人阶层)从西埃那城的对手里夺来了教廷银钱业务的垄断经营,成为教廷在拉丁基督教各国(即西欧各国)税款的征收包办。这些商人还利用了他们受保护特权地位垄断了西欧各地的国际银行业务和国际贸易。”[2]圭尔夫派的胜利对佛罗伦萨金融资本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圭尔夫派的胜利不仅使基督教会成为佛罗伦萨商人的后盾,更为其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但是基督教会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斥富的观点,尤其认为高利贷者的灵魂早已无法拯救。然而对于商人来说,在商业往来中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这就造成佛罗伦萨商人与教会之间的冲突,使商人处于世俗诱惑与宗教信仰之间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中,就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信仰与现实物质的刺激下,不断徘徊的例子:格利高里奥?达蒂作为一名商人,一方面“在他的‘秘事录’中为自己未能严尊宗教信念行事而痛惜。他忏悔说在他一生中曾不断地违背上帝的戒律”。[3]另一方面,“他正像一个精明的商人应做的那样,他对自己的承诺和义务总规定个限度,为求在世俗和精神要求之间找左右逢源的出路”。[4]这样就使得商人阶层在信仰与物质财富的刺激中徘徊。在宗教信仰的消极影响下,商人阶层对商业经济的热情逐渐的减弱,最终导致佛罗伦萨的商业经济发展逐渐的滞缓。 　　与佛罗伦萨商人阶层依附教皇势力不同,英国商人阶层发展经济所依靠的是王权强大的势力。都铎王朝伊始,亨利七世不仅遏制了约克家族篡位的阴谋,而且通过外交婚姻得到西班牙对其王位继承权的认可。同时,他也促成英国与法国,达成了“埃普塔尔条约”,使英国处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当中,为英国商人在海外的贸易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空间。爱德华六世时期,欲收回汉萨商人在英国的特权,并在1552年宣布:“汉撒商人所具有的自由和特权无效,限制他们做中介贸易;不允许他们损害英国的利益;鉴于英商实际上未在汉撒的城市取得同样的优惠,甚至屦受限制,汉撒商人的自由和特权应被剥夺,仅保留与别国商人相同的贸易权利。”[5]都铎王朝的君主们行使中央集权措施,宗教改革政策,使英国避免了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以及宗教信仰不一所造成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