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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文学翻译的历史责任 　　摘 要： 多个译本并存和重译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特别是对于文学翻译来说，多种译本并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对《哈姆雷特》的两个不同翻译版本进行比较分析，特别是对朱生豪先生的译文进行深入剖析，通过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作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揭示翻译是由目的语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而原文只是其中之一。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文学翻译 《哈姆雷特》 历史责任 　　 　　引言 　　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这一再创作过程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不同理论框架指导下的文学翻译所采取的策略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对一部文学作品翻译的评价也会因为视角的不同而充满争议。笔者在研读中发现对于同一部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朱生豪和孙法理两位学者的译文在一些句子的翻译上相去甚远。 　　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出发，对朱生豪对《哈姆雷特》的翻译进行分析，结合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境遇，从而揭示翻译受到目标语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学作品的翻译在特定时期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历史责任。也希望本文能够对文学作品的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启示。 　　 　　一、理论回顾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左哈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Shuttleworth和Cowie（Jeremy，2001：109）［１］把多元系统定义为：“多种类、多层次的系统混合体。各个系统相互作用，在整体的多元系统中形成一种进行中的动态演变过程。”这里的多层次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多元系统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地位和相互作用。在多元系统理论框架下，文学是一个大系统，里面的各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平衡。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决不能孤立，而应该作为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因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再创作的文学翻译，左哈也强调要在一个大系统中运作。目标语选择适宜翻译的作品，翻译准则行为和策略也受到同一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系统论摒弃了60年代的静态模式，而把翻译文学置于目标文化的社会、文学和历史系统的更大的背景下。也打破了在此之前的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理论一统翻译领域的局面，如盛极一时的文本语言学分析法、语篇分析和系统功能语法等。这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过多地把文学翻译的重心放在原文的篇章分析上，而没能把文学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只看到文本，没关注人和物。Genztler（1993：120―1/124―5）对多元系统论作出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多元系统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对后来的描写翻译学起到了深远影响。［２］ 　　 　　二、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热爱，而它的翻译也是见仁见智。笔者在阅读时，发现对于同一部莎剧《哈姆雷特》，不同的译者所翻译的版本在很多细节上也不尽相同。如朱生豪和孙法理在翻译一些句子时就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朱生豪的译文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３］而孙法理主张把这段话改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拿起武器面对无涯的苦难，起而反抗，斩断一切烦恼，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４］ 　　在上面摘引的莎剧原文中，原作者表达的是哈姆雷特在生和死之间彷徨的心态。当时的哈姆雷特经历了父亲离奇死亡，母亲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候改嫁叔父，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哈姆雷特变得忧郁、迷茫、厌世，苦苦挣扎于忍受命运还是以自杀来结束苦恼。 　　在孙法理的译文中，“拿起武器面对无涯的苦海，起而反抗，斩断一切烦恼……”译者暗含了哈姆雷特轻生的念头，在默默忍受苦难和自杀之间徘徊，以自杀的方式来和命运作抗争。这和前后文及原文作者的意思相吻合。但在朱生豪的译文中，似乎表达了不同的含义：“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译者暗含了哈姆雷特在消极地活下去或是积极地活下去这两种选择之间作思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