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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春天的故事(上) 　　在我国，“燃气”作为一个产业集群被人们所关注时，应该说是从能源的“饭碗”中“分配”出的一杯“羹”。回顾整个发展历史，我国人民发现和使用燃气之一――石油的时间为世界最早。最早发现石油的记录源于《易经》：“泽中有火”,“上火下泽”。 而现代城市利用燃气的溯源，首都北京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步入，成为全国最大的燃气化城市之一。而对一个相对落后、地处边远的贵州而言，“燃气”的概念最早见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贵阳市为基点，大致经历四个跨世纪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筹划、决策、前期工作阶段（1979年―1989年），第二阶段为全面建设阶段（1990年―1993年），第三阶段为投产、运行、发展阶段（1994年―2000年），第四阶段为理性和谐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从一个政府主导下的“指挥部”到一个基本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集团公司，从一个充满“论争”的“神话”到一个惠泽千家万户的产业集群，从饱受“责难”的磨合到各方倾力关注的项目……贵州燃气产业的每一步脚印每一点成功，都真实地管窥到贵州企业发展、壮大的前进步履，同时也透视了当今产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传统思维到现代思维的递进、从“掠夺性”开发到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历程。更为精彩的是，当国内众多城市燃气产业大多在受困于亏损而举步维艰之时，贵州燃气却在最边远的西部高原上迎着春天的雨露一路高扬发展的旗帜。原因何在？ 　　 　　殷殷关怀 　　 　　追述贵州燃气的发展历程，人们难以忘记那曾经远去的往事。 　　1979年1月10日，一个《关于筹建我市城市煤气意见》的报告由贵阳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向市革委报送了。报告明确地写道：“拟在西站一带，建立一座日产30万立方米，供60万人用量的煤气厂，采用管输送，整个工程投资约需4000万元。”报告还指出：省化工局1972年经中央批准，提资5000万元，在清镇贵化附近建一座年产60万吨炼焦厂，每日有30万立方米的剩余气可资利用。炼焦设备已基本到齐。但贵化离城远，建议在市郊都拉营一带，划地500亩建厂，这样既节约投资，又易于实现。 　　翻开那已经发黄的历史档案，翻开沧桑岁月下的贵州燃气发展记录，一年又一年的“计划”和“论争”，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静静地流淌，多少人的等待在周而复始中倾洒于一个陌生而又极具挑战性的事业之上。“论争”和“计划”的时间等待了9年，整整9年，《贵阳城市煤气工程项目进展及存在问题》被省计委报送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随即在《信息快报》（1988年第3期）予以刊发出来了。 　　1988年1月9日，时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看到《贵阳城市煤气工程项目进展及存在问题》一文后，立即作出了重要批示：“煤气工程要下决心把它搞上去。省、市都要集中点财力支持该工程，同时大胆引进外资和外省资金，切勿错失良机。” 　　也就是这一天，省委办公厅以“（88）省办函字第4号”文转发了胡锦涛同志1988年1月9日的批示复印件，及时发送到省、市有关单位。接着，贵阳市政府及时召开会议确定安排资金1000万元，并按照省委的要求，开始了艰苦的工作，并把事情办好办出成效。同时。省政府召开各有关部门会议确定，一是要求贵阳市以煤气工程指挥部名义向省政府写个报告，把用款数字提出来，二是征地可先行，三是贵阳气源厂要进人，并明确3月初气源厂开工。 　　正是有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胡锦涛同志的高度重视，省、市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积极抓住当时我国与日本开展项目贷款的时机，通过国家建设部与日本方进行项目贷款谈判。1988年3月30日，项目谈判成功后，建设部马中修处长提议,由于日方代表未能到贵阳,建议贵州在京宴请日方代表一次。正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贵阳市市长王寿亭向省委书记胡锦涛汇报后，胡锦涛、省长王朝文都十分高兴，明确王朝文、王寿亭同志赴“远望楼”出席宴会。 　　经与日方代表进行坦诚、细微的谈判，解决了国外的资金，日本向贵阳煤气项目贷款额度调整为50.25亿日元（合人民币1.3亿元）。其中1988年安排13.74亿日元，1989年安排36.51亿日元。省政府于1988年5月10日召开了“贵阳煤气工程初步设计（扩大）审查会”，会议通过了审查纪要，确定总概算为31847万元（不包括材料价差），其中气源厂23744万元，输配8103万元。5月21日上午，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煤气工程问题，再次强调：煤气工程要在1990年底建成，总投资控制在3.5亿元。 　　 　　3亿多元的“煤气工程”投资，在那个年代堪称 “天文数字”。但是，省委、省政府的高瞻远瞩，使得一个关涉众多平民百姓的项目终于启动了，也关涉一个新兴产业的“发端”。更为值得彰显的是，这个工程的启动，掀起了一场“能源”时代的“革命”。 　　 　　机遇与挑战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