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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可由各自政府推荐一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协助秘书长工作；当然视情况，非常任理事国也可以这样做。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国外交部先后有6位高级外交官赴纽约出任该职，他们分别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 　　说到联合国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大家都知道是秘书长安南。那么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是谁呢?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他就是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的陈健。实际上，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陈健已是四入联合国了。 　　 　　一 　　 　　现年62岁的陈健为人谦逊随和，讲话条理清晰。1942年春生于一派水乡风光的江南名城苏州。他的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城南观前街的一座普通平房里度过的。居家不远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老道观玄妙观。年轻的父亲陈寿昌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是小学教员。5岁那年，幼小的陈健随父母迁往上海，一家人在香山路上安顿下来。 　　但是，当寒山古刹的悠扬钟声、枫桥月夜的点点渔火渐渐远逝以后，厄运和灾难接踵而来。几个月后，父亲英年早逝，郁郁寡欢的母亲也随即撒手西去，顷刻之间，陈健充满梦幻般的童心世界塌了一半。父母双亡的惨痛记忆在陈健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深阵痛。 　　外祖父母家收留了刚满6岁的陈健，靠着叔伯们微薄的接济，祖孙相依为命。虽然不谙世事，但是这种艰难的经历对陈健未来的个性塑造仍有着很大影响。 　　好在陈健心头阴霾笼罩的日子并不长。当聂凤智、仲曦东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27军开进大上海以后，陈健的天空顿时变得晴朗起来。上海一解放，陈健一家就得到了政府发给的救济金和救济米。1949年，陈健斜背着小书包跨进了思南路附近的蓝仙英文小学，插入二年级就读。陈健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初的启蒙。陈健学得轻松愉快，四年级那年还潇洒地跳了一级。1953年秋，学业优秀的陈健考入地处淮海路闹市的晓光中学。两年后，晓光中学并入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三林中学。少年备尝艰辛的苦难生活磨炼砥砺了他发奋攻读的好品行，他的英语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个夏日里，自三林中学毕业的陈健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英文系。 　　按照当时的政策，陈健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甲等助学金每月12元5角。可别小觑这125大毛，陈健在维持温饱外还可以买些课外书呢!“在食堂包伙，比家中强多了!”时至今日，陈健仍感喟良深地说。那时候，外祖父已去世，虽然与外祖母似“茕茕孑立”，但是陈健并不孤单，他生活在党的阳光雨露下。 　　在江湾五角场绿草如茵的复旦校园里，陈健依然清贫。他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因买不起雨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得不赤脚进课堂。1964年陈健自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分配在外交部。当手提肩扛行李卷儿的陈健轻捷地走在看上去和北京普通胡同毫无二致的外交部街时，他的目光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定格”。凝视着这幢袁世凯生前下令建造的、饱经近百年历史沧桑的斑驳建筑物，回首自己20载青春年华，陈健心潮起伏、激情难捺。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与自豪。汽笛鸣响，风帆猎猎，30年外交生涯就在这里起航!由于美国人继续挥舞“重要问题”的大棒，陈健等人无法如愿去联合国。他和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跨进了京郊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在两年制的翻译班继续“修炼”深造。至今在国际舞台上头角峥嵘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前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也是此时从北京大学来到“北外”翻译班的。 　　 　　二 　　 　　寒暑两载倏忽过去，拜在著名教授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诸位先生门下，陈健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令人刮目相看。就在陈健眼前再次升腾起新的希望的时候，“文革”风暴骤然而降! 　　“文革”岁月里最难忘的是在汕头牛田洋度过的日日夜夜。幸赖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百般呵护，陈健等大批青年俊彦方得以日后大显身手。 　　1970年底，陈健来到了江西省宜春市上高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命运的这次不经意的安排却促成了陈健的一段好姻缘。在落木萧萧的山村荒野，他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上海姑娘姚文卿。陈健的上高之旅仿佛是月下老人所作的一次刻意安排。千里有缘，皆因有一根扯不断的红线。他和端庄雍容的姚文卿在双方都不“积极”、“主动”的情势下走到了一起。 　　1943年生于上海的姚文卿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在静安区江宁路(原戈登路)的里弄长大。姚文卿是家中的老幺，上有三个姐姐，父母都是本分的普通劳动人员。父亲在外做工，母亲操持家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