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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机遇与挑战 　　金融改革30年 　　 　　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从事存贷款业务而转化成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兼具金融机构监管职能的政府机构。从时间上看，中国金融改革从一开始就是落后于中国整体经济改革进程的。由于并无国际经验可循，中国的金融改革一直采用谨慎的渐进模式，俗称“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来，中国金融改革还是卓有成效的，在回顾中国经济改革30年之时，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金融改革所走过的路。本期《特别关注》栏目刊登了中国金融相关领域的改革历程，未来几期我们也将刊登对一些金融大家的专访，与读者共同分享他们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经验与感悟。 　　 　　30年前，中国作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即由封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发展模式转向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彻底融入全球化的新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型不是单纯解决计划管制体制的经济效率低下问题，而是一个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由种种内生因素推动的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内容的制度性转型。在这一制度转型过程中，中国采取的是渐进主义的过渡方针，并在诸多体制方面实行了分清轻重缓急将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发展始终摆在优先位置的策略，这使得中国几乎在未发生任何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就平稳地创造了连续30年平均每年GDP保持9.7％增长率的经济成长神话，中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几乎濒临崩溃边缘，人均GDP不足200美元积弱不堪的穷国成为贸易量和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经济大国。在反映综合国力的金融指标上，中国的进步更是惊人：1978年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只有210.6亿元，人均21.9元，至2007年底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17.6万亿元；1978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只有16亿美元，而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5万亿美元。这些指标说明，30年的改革开放和制度转型，不仅使中国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也成为了金融大国。 　　无论是经济大国还是金融大国，都只是对中国经济总量和金融总量现状的简单描述。我们都知道，“大国”和“强国”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在为过去30年经济发展成就自豪和骄傲的时候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处在一个上升发展阶段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必须确定一个十分清晰的战略目标并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才能少走弯路，力争在下一个30年中顺利实现由经济、金融大国向经济金融强国的转变。 　　尽管中国存在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以及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改善不协调等一系列问题，但眼下仍然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深化总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这一任务的完成要以体制的不断改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继续调整为基本手段。在本轮全球化中，金融已成为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牵引性因素，因此，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的改革在中国下一轮的经济改革中应居于核心地位。 　　 　　金融改革开放的实践路径和逻辑结果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从事存贷款业务而转化成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和金融机构监管职能，这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真正起点。与1978年开始的总体经济改革时间起点相比，金融改革的起步时间大约拖后了六年。在1984至1990年的七年时间里，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对银行业进行分业性机构设置即在中央银行之外形成了工农中建四个专业银行，而中央银行在当年的价格改革、严重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条件下，主要以寻求货币供给的稳定性控制为政策目标。当然，在当年，这一政策目标的落实也只能诉诸于各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指标性管理办法。1991年，中国建立了两个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的出现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打破了国家垄断银行业条件下单一间接融资模式，为有上市潜力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制度化的融资平台；苛刻的上市条件及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对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改善公司治理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股市所蕴含的财富效应和投资风险令许多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最重要的还有，中国在当年决心建立股票市场实际上是在根本经济制度上的一次革命性选择，即私有制和混合经济制度已被决策层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的第二年即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这个讲话为中国1993年开始选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模式定下了基调。但同时，由于邓小平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的说法被金融业房地产业当成了放松管制的信号，因而从1992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投资热股票热和房地产热，这直接引发了1993年6月开始的金融房地产的清理整顿。当时仅从金融业来说，全国首先关闭了20多个场外交易中心，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大幅放缓，银行业的改革也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