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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任、企业信用结构及其相关性的经验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流动性”和“履约评价”相互转换的企业信用结构的转换规律，并研究“政府信任”的隐性担保功能对上市公司的“履约评价”，以及对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证券信用的影响。经验研究的结果说明，在上市公司信用结构中，商业信用主要受长期商业关系而不受政府信用的影响；政府信用增强了企业的长期银行借款能力，但短期银行借款更依赖于经营性因素；政府信用对增强企业的证券融资能力具有显著作用。 　　［关键词］政府信任；信用结构；上市公司作者简介：毛道维， 　　男，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单丽莎 　　收稿日期：2006.9.7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中信用结构和信用链研究》（05BJY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王平平对本文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处理和分析工作。 　　 　　一、中国社会的“政府信任”及其历史渊源 　　 　　中国当前社会信用问题日益突出，企业信用问题的主要表现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借转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提供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违约或相互拖欠形成“三角债”；个人信用问题的主要表现是：一些企业家的信用劣行造成了企业信用危机。政府信用存在的问题虽然存在有些政府部门执行政策不力而失信于民的情况，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公众的“政府信任”和政府信用对国企形成的隐性担保，以及滥用这种隐性担保可能累积的巨大财政信用风险。 　　什么是“信任”？Mayer et al.定义为“基于对方特定行动对自己重要性的期望，即使预料到对方许多行为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也心甘情愿，甚至放弃了监控对方的打算”。由此，信任是“对合作方的行为和意图怀有良好愿望因而易受伤害的一种心理状态”。 ［1］(709-734) 尼马利亚?库玛认为信任意味着“当一方采取了另一方认为有害的行动（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时仍能够保持相互的合作关系”， ［2］所以，“信任”定义的核心是脆弱性（Vulnerability），即因“良好愿望”而易受伤害或攻击。 　　“信任”在契约执行中的作用是什么？现代契约论和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信任作为一种隐含性契约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信任可以理解为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合同一方对其他方是否会尽其所能来履行合同的主观判断。 ［3］ Deakin等人认为，合同可以通过诸如信任、关系共同体、社会习惯、习俗、不成文法律和重复交易等而自我执行。 ［4］(329-349) Shapiro等人则把信任分为“谋算型信任”、“了解型信任”和“认同性信任”。 ［5］(365-377) 由于商业上的重复交易可以形成“谋算型信任”或“了解型信任”，同一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们则容易产生“认同性信任”。我们把“信任”产生的基础归结为社会共同体认同和重复交易的商业利益两个主要方面。 　　中国历史上的“认同性信任”是建立在以“族性”（Ethnicity）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之上。马克斯?韦伯在比较儒教与新教的经济伦理时指出，中国人普遍存在不信任，原因是基于血缘共同体的儒教经济伦理，使中国的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都建立在亲缘关系之上；而基于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的新教经济伦理，使商业信任建立在个人伦理品质基础之上。所以，儒教伦理主要通过外在社会秩序来规范，缺少个人伦理品质的内在约束。 ［6］ 韦伯虽然说明了中国人缺乏亲缘关系之外的信任的原因，但未能看到的是，儒家伦理把国家关系与以血亲为基础的宗族关系，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嵌入” ［7］ 在“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之中，从而巧妙地把基于血缘关系的信任拓展到对君王和政府的信任，这是中国人的“政府信任”的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无论是汉语“国家”一词中“国”和“家”的一体化，还是现时仍然习惯把地方官员称为“父母官”等都体现了公众的这种“政府信任”情结。在中国现行的国有产权制度下，政府信任被国有资产的“隐性担保”功能所强化并转化为政府信用。 　　中国现行的国有产权制度一方面强化了历史形成的“政府信任”，国有财产成了“政府信用”的物质担保；另一方面则可能弱化通过商业重复交易所产生的“信任”。正如张维迎借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产权是信誉的基础，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即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 ［8］(313) 国有产权制度不利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形成“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因此，政府信用（本文用国有股比例作为“政府信用”的表征）似乎对企业信用结构的形成产生双重的影响：隐性担保功能对企业获得“流动性”的正面影响和不利于重复交易的负面影响。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