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伤害市场机制调控措施不可取.docVIP

胡祖六伤害市场机制的调控措施不可取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必须从现在起就把“行政＋货币”转变为“货币＋财政” 　　 　　最近中国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频频出台新措施，备受市场关注。其中货币政策类的措施，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与增加利率。这虽是早就应当采取的行动，但迟做总比不做好，值得肯定与欢迎。然而，许多其他措施虽说新近才陆续出台，其实在过去数轮经济周期中已屡见不鲜，无外乎都是行政性的老办法。 　　人们之所以对倚重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一直有所诟病，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与今天中国经济愈益市场化、国际化的现实环境大为脱节。即使在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手中掌握的行政指挥棒也不是百分之百灵验；在私人经济、三资企业和股份化改制后的混和制经济与市场竞争力量已起主导作用的今天，行政措施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更值得怀疑。如果这些措施不符合或不尊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取向，强力推行之，只会诱发各种各样消极的抵抗，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用膨胀过快。政府若真下决心硬行压缩投资与信贷，是做得到的。从中国最混乱的土地审批入手，再查出和强行关闭几个“铁本”类的企业，可谓举手之劳。但问题是，行政手段所造成的后遗症将会非常严重，效率损失是巨大的。 　　就拿国有银行来说，如果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再度引入信贷计划指标，硬性控制银行信贷规模、结构、产业流向，甚至具体的贷款项目等，势必使各家银行刚刚搭建的专业化与独立化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加之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具体产业和具体投资项目，不良贷款卷土重来与银行系统不稳定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一旦银行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希望也将成为泡影。 　　总之，行政措施短期也许见效快，但成本很高，后果严重。在多数情况下，“行政药”的副作用甚至超过了疾病本身的危害。那么，政府还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利用呢？ 　　政府首选的工具还是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必要调整，降低央行??础货币的增长；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减少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持续地提高利率水平等。与动用行政手段关停、冻结投资项目不同，这些间接的货币措施不会立竿见影。但如果央行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不断地维持货币政策愈益紧缩的态势，那么或迟或早，信贷与投资增长、甚至包括千夫所指的房地产热，一定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 　　行政手段好比用牛刀做外科手术，也许能控制发烧症，但病人的胳膊或腿却被砍掉了，搞不好留下终身残废。货币政策就好比是中药调理，温和适度，效果不会马上彰显，但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当政府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将依然健在。实际上，之所以赋予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就是为了避免严重通货膨胀，以保障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任何伤害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是不宜取的。 　　可慰的是，央行最近多有行动，开始渐渐收紧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财政政策态势，变“扩张”为“收缩”。自2004年起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似乎一直是“我行我素，置身事外”，实在是令人惊讶与费解。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政策从2003年就已经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态势；其对投资与出口需求为主的总需求过热，即使非始作俑者，也至少是一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改革以后，中国财政状况显著好转，近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却绵延不断。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国际口径估计，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为GDP的1.6％，2006年预计只比此水平略低。而此比率近年如果略有下降的话，不是因为赤字绝对额的减少，而主要应归结为名义GDP的增加。 　　在世界上快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和美国的财政赤字可以说最受人关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减税，也没有战争带来的庞大军事开支。在中国财政总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费用支出最大，与行政管理费、文教支出构成前三大开支项目。 　　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又以基本建设或固定资产投资为主。政府预算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快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其增幅在2004年与2005 年间甚至超过了贷款增幅。预算内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与FDI外资流入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当。事实上，还有相当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是政府主导的，性质上属政府投资，但并没有计入“国家预算内资金”项下；而是与国有企业投资揉在一起，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基建投资公司和项目公司的投资。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或资本性支出，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直接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的原因，除了哈佛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经典解释（预算软约束），以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