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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带给每个人的自由 　　面对国内的通胀、北京的一系列的限购政策，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从“货币化”的角度提供了新视角。 　　 　　《财经文摘》：您知道中国人的传统是爱钱但不提钱的，您提倡的货币化，有没有遇到传统观念的诟病？ 　　陈志武：在现实生活中，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会觉得，现在什么都要钱，一切都向钱看，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价值判断。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时期，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哪个朝代停止过讨论“义”和“利”，对“义”和“利”的不同追求表现出了两种主张，跟货币化关系很大。货币化更多地主张以利益的诉求来规范、定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或者非利益交换，人际关系以钱来结算，人员之间的利益交换以钱来做结算，而不是以其他的货币。话说回来，正因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义利之争，使得中国社会整体上，最近30年之前市场化的进程一直非常慢。 　　 　　《财经文摘》：请您具体解释“义”“利”之争对市场化带来的影响。 　　陈志武：我的童年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时期，我父亲是农民，是村里的干部，他每次出差都要带着三样东西：一包几十斤的米，一些蔬菜，还有被子。在计划经济时代，反市场、反货币化的环境下出现这种如今看来非常可笑的事情并不奇怪，你要远行时必须要带菜、带米、带被子。我之所以把货币化发达不发达跟自由连在一起，可以想一想，如果每次旅行要自己带米自己带菜，你能够走多远，你能够离开家多久？我上中学的时候读寄宿学校，根据我的经历，过了五天带的菜就没有办法吃了，我就明白只能远行五天，远的地方需要十天的，就别去了。 　　所以说，如果没有货币这种通货，更别提现在可以带着信用卡、ATM卡就可以出门，大家会发现自己远行的空间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小时候我家正好是在大路边，经常有路过的人，请求在我家吃饭甚至借宿一晚。在原来货币化程度很低的中国社会，李逵或者武松要外出远行，但没有办法带上那么多的米和菜，除了请求别人还能怎么办？所以文化价值上，特别强调集体主义、大家共享，否则李逵、武松会死在半路上。回过头来想一想，???币化发达不发达，对社会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结构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话说回来，因为义利之争在中国延续了至少两千多年，使得基于以钱来结算人际利益交换的安排，从来就没有一个太大的、太多的空间发展。但在唐宋商业发展达到新顶峰，为后来的新的义利之争和宋明理学的出现提供了前提。今天中国货币化发展又达到了新的水平，实际上又出现了一场关于新儒和现代化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绝对不是第一次，也许也不是最后一次。 　　 　　《财经文摘》：除了通货之外，还有其他的货币形式吗？以前的人们靠什么来结算呢？ 　　陈志武：压抑了货币，就需要发展其他形式的货币，但是会付出代价。 　　我也曾想过，如果不是以货币来结算、了解、确定、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换，那么以前的社会是靠什么东西来实现人际互动、利益交换或者非利益交换的安排。今天我们提到货币，会很自然地想到人民币、美元、欧元等等，但实际上货币的形式既可以是显形的，也可以是非显形的。比如说人情。所谓的人情实际上也是一种货币。这种人情或者亲情，根据儒家里三纲五常的次序，人情货币的价值跟亲疏远近关系连在一起。你跟我的关系越近，那么你拥有我发行的人情货币相对来说就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兄弟、侄子、侄女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干这个事儿那个事儿。 　　还有一种货币，是基于行政权利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重新配置，利益的交换。换句话说，我们讲的处级、局级，这种级别也是一种货币。在社会里，根据不同的级别，把每个级别相对应的好处和利益都规范下来。但是这些行政级别有个特点，它不是一种通货。所以你在国内是正部级或者副部级，可以得到相应的待遇和价值，到了美国或者到俄罗斯，行政级别就不再有等同于国内的价值。 　　事实上，基于行政级别的专门货币，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的。正部级官员虽然掌握的行政级别的官货币比较多，但是这种官货币没有办法像钞票一样可以走到埃及，让埃及的警察和服务员根据你手中掌握的通货给你提供服务，因为人家不认。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以我们熟悉的钱币、金银为载体的通货进行货币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之外，几乎所有其他人类社会实现人际之间利益互换的安排，都会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作为前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粮票、油票，为了支撑整个计划经济体系，每个人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然而值得重视的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必然前提就是货币化，必须通过货币化的深化发展，才可能有市场化的发展。 　　 　　《财经文摘》：您说的货币化概念，和市场化是怎样的逻辑关系？ 　　陈志武：市场化不一定是货币化。一拨人内部的非货币交易也是市场化。比如在中国企业家论坛里，根据内部关系和情意来交换价值，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