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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结构新空间 　　作者简介: 　　朱敏,江西奉新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先后就读于西北政法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获省级和国家级奖励多项。北大经研学会秘书长,“金融街”财经书系出版人,胡润百富“学者先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Columbia CBI)高级研究员。关注中国政经改革与新经济转轨,对能源金融、区域经济格局及宏观走势尤为关注。研究论著有《中国经济缺什么》、《通向彼岸之路:吴敬琏风雨八十年》等;主持“调研中国:多轮驱动的新经济增长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等大型课题,深入调查长三角、环渤海、北部湾等区域20座城市。多篇学术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期刊转载。 　　摘要:从国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产业布局看,金融危机意味着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效能已损耗殆尽,中国正面临着国际产业重构和新技术取得新突破的挑战。而“调结构”正是取得新突破的前提。 　　关键词:经济转型新经济 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 　　 　　随着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寻找新经济增长点成为了全球性课题。对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意味着挑战。若从一个更大视野来反思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源起与结果,从国际经济增长动力和产业布局看,金融危机意味着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效能已损耗殆尽,中国的确正面临着国际产业重构和新技术取得新突破的挑战。毫无疑问,“调结构”正是取得新突破的前提,这既包括拓展自身的内需空间,也包括在全球技术进步的竞争中在特定产业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本文为作者朱敏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对话节选。 　　 　　一、相机抉择:立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朱敏:在全球复苏与退出分化的语境之下,中国经济金融政策又将走向何方?尤其对人民币汇率来说,学界大力呼吁,希望抓住有利契机,借势改革。 　　巴曙松:对于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面临的新格局,必须要有清醒的把握。如果说2009年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对周期性波动的冲击的话,那么,在全球经济逐步稳定下来之后,现在主要的挑战和冲击转为结构层面的。 　　首先,在后危机时期各国都在争取出口需求的背景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潜在增长水平可能有一个平稳的调整,如从原来平均9%～10%的增长回落到8%左右,这个速度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属于较快的增长,但中国的经济主体应当逐步适应后危机时期可能出现的新环境,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推动增长。 　　同时,货币不可兑换加上金融市场的管制程度较高,使得中国被动地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投资了高额的欧美日债券。因此,稳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动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使得中国的储蓄更多通过本土的金融市场配置,使得中国同样可以从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降低对美元等货币的依赖程度,也可以使中国分享铸币税和企业对外投资等的货币便利。 　　朱敏:目前我们正从应对周期性冲击为重点的政策,转向应对结构性冲击为重点的政策。从经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这个转换过程意味着什么? 　　巴曙松: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从政策刺激带动的增长,经过适度的平稳回落之后,转换到市场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止经济稍一回落就盲目刺激,也要防止内、外退出政策短期内的密集出台产生的叠加效应。 　　朱敏:在此转换中,货币政策又该如何抉择? 　　巴曙松:通过选择适当的时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拓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应当说是平衡外部增长的重要策略。2010年6月推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总体看市场反映平稳,汇率双向波动,达到了预定的政策目标。总体上说,在后危机时期,需要应对的不确定性冲击会明显增多,因此,需要预备更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汇改使得汇率工具浮动起来,成为未来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的一个重要的备选政策工具之一。 　　朱敏:把握全球复苏格局分化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提供的契机,选择适当时机,重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实现危机应对时期汇率政策的逐步正常化,你一直呼吁的这种政策选择,是源自何种考虑? 　　巴曙松: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的选择,应当说与美国部分政治家的无端炒作渲染无关,也与平衡中美贸易无关,事实证明货币升值无助于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朱敏:对此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和时机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哪些缘由或背景? 　　巴曙松:第一,从世界核心货币锚的波动看,一方面,全球复苏格局分化和退出政策差异化将会在后危机时代持续一段较长的时期,因此,世界核心货币的动荡趋势短期也难以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过份盯住美元等,人民币汇率被动波动的不确定加剧,此时过于紧密地联系美元或者欧元都难以达到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