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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探讨 　　摘要: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争议由于具有很强的公共政策性而在传统上一直被排除在可仲裁范围之外,因为一旦涉及公共政策,争议便不可仲裁#65377;但事实上,此类争议中含有部分涉及公共政策的可仲裁的争议#65377;从实然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法律及国内外实践中对这类争议的可仲裁性的规定和态度,可知这类争议的可仲裁性依然可行#65377; 　　关键词:可仲裁性;公共政策;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103-02 　　 　　我国《仲裁法》规定,提交仲裁的事项必须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并排除了行政争议以及婚姻#65380;收养#65380;监护#65380;扶养#65380;继承纠纷等案件的可仲裁性#65377;但对所谓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规定得较模糊,因而产生很多争议,虽有不少学者对关于知???产权的可仲裁性问题;反托拉斯法或竞争法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破产争议方面的可仲裁性问题等进行了论述,但对于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或反垄断行为所产生的争议是否可仲裁的问题,目前尚鲜有学者关注#65377; 　　将这两类争议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行为有时难以区分,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禁止垄断经营”,事实上应属于反垄断法的内容#65377;且这两类行为事实上都是一种反竞争的行为,有很多的共性,因而有些国家或者地区把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合并立法,如匈牙利的《禁止垄断和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和我国台湾的《公平交易法》#65377;因此,具有一起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65377; 　　 　　一、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的关系 　　 　　传统上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具有明显的公法性,涉及公共政策便不可仲裁#65377;实践中,可仲裁性和公共政策也总是联系在一起,也有相关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可仲裁性仅受公共政策的限制,如英国就规定,“当事人可自由约定其争议的解决方式,仅受制于保护公共利益之必要”#65377;但笔者有不同看法: 　　1.各国对公共政策自有其标准,因此,每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可能是不同的#65377;一般来说,各个国家会根据本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考量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公共政策#65377;再者,不仅各个国家的标准不同,就算具体到一个国家,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或政策的变更,该国的公共政策也是可以变化的,因而可仲裁的范围也是可以变化的#65377; 　　2.以保护的利益为标准,公法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而私法则以保护私人利益即“私益”为依归#65377;传统上,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争议一直被视为完全涉及公共利益,具有完全的公法性#65377;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两类争议其实也包含了仅仅涉及私人利益的情况,也具有一定的私法性,但由于比重较小,一直以来都被忽视,被作为公共利益来保护#65377;随着这两类争议的增多,这部分私益开始突出它的私法性地位,至少已经有部分争议开始独立地显现它的私法性,从公共政策中脱离出来,不再仅仅依赖于公权力如行政手段的介入了,因而它是可以仲裁的#65377;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两类争议中涉及私法性的部分还是相当少的,至少在目前,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争议整体上的公法色彩#65377; 　　3.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了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争议已经开始在某些国家具有可仲裁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某些涉及公共政策或涉及公法性质的争议开始具有可仲裁性,因而相关国家放松了限制,允许将这些行为提交仲裁#65377;但笔者却持相反的观点,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相关国家对公共政策的可仲裁性的放松,事实上,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只是对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行为中不涉及公共政策的部分私益的释放,而对涉及公共政策的不可仲裁性一直都没有舍弃#65377; 　　 　　二、实然的角度：法律规定的和实践中的可仲裁性 　　 　　既然不正当竞争或垄断行为导致的争议已经在理论上存在了仲裁的可能性,那么具体到我国是否可以仲裁呢? 　　1.从我国与仲裁相关的法律的角度看,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争议都有被提交仲裁的可能性 　　(1)按照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提交仲裁的事项必须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必须是因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产生的争议#65377;因而我国仲裁法事实上排除了行政争议的可仲裁性#65377;《仲裁法》第3条第1款则采取了列举的方式规定婚姻#65380;收养#65380;监护#65380;扶养#65380;继承纠纷等案件不可仲裁,这一条主要考虑的是从当事人是否有权自由处分的角度出发的#65377; 　　另外,我国在加入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