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读者喜欢墙内“记者”.docVIP

受读者喜欢墙内“记者” 　　近年来,凡是监狱内举办和开展涉及犯人参与的一些教育和文娱活动,都能见到一位理着寸发,穿着铁窗衫的人,脖子上挂着一架数码照相机,跑上跑下,穿梭其中,捕捉精彩的瞬间。谈起如何在监区内拿起了相机,何昌明说―― 　　 　　这要从我的劳役岗位谈起,那年2月份,我从手工劳动的岗位调入监狱报小组。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锻炼,队长就让我负责报纸的第一版。第一版一般都是新闻版,要求作者有捕捉信息的能力,而且写作速度要快。我就不管大活动小会议,只要事先得到信息,都乐于跑动采写,当时条件没有这么好,只是坐在底下做笔记,带照相机参加新闻采编,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应该说也是源自一次偶然。 　　2003年春天闹“非典”的时候,上海电视台来监狱拍一部大墙内犯人防“非典”的专题片,这时教育科的谢队长正拿了一架照相机在拍活动现场,拍了几张发觉卡住了,他见我在一旁采写,就??我帮忙。说老实话,数码相机我没有碰过(我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入监时,数码相机在市场上还没见过),凭借从前操作傻瓜机的经验,加上懂几个英文字母的优势,七弄八弄居然弄好了。正巧这时有人叫谢队长接电话,他刚想走又觉得手中拿着照相机不方便,就看看我,在他犹豫之间,我就讲,谢队长,我帮你保管一下。我当时拿在手上并没想到去拍照,可是专题片拍摄的排演开始了。这时不远处有个队长朝我吼叫,还待着干什么?你不拍,这样的场面不就一闪而过了?我被队长一提醒,像从迟钝中反应过来,忙打开相机,挑选角度,抓拍了几张。当时场面很感人,监狱长、队长,还有犯人手拉着手,在大墙内同唱《守望相助,共拒非典》。其实当时很需要这种鼓舞人心的场景,因为非典期间,社会与监狱隔离,监区与监区也被封闭,缺少信息传递,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时能留下照片资料是十分难得的。 　　 　　“由于这次具有偶然性的出色表现,你是不是很快被破例容许在大墙内使用照相机?”我问道。他像点头又像在摇头,一双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好像内心在揣摩我采访的目的。 　　 　　这有一个过程,毕竟犯人在大墙内拿照相机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需要监狱领导打破传统观念或有新的认识。没想到事后我拍的几张照片被监狱长看到了,就问这些谁拍的?队长回答,是个监狱报的犯人拍的。当时我隐约听到他们在讲这件事,我怕监狱长会批评谢队长,没想到监狱长一字不提犯人为什么能自作主张拍照片,反而讲这些照片拍得很好,随后对教育科的队长说,今后可以尝试一下,大墙内的教育活动让犯人自己去拍,可能感情更真实,场面更感人。我在旁边听了真是心情激动透了。事后我也听到教育科的队长讲,他们原先也有这种请犯人自拍新闻照的想法,就是想找个契机,来说服监狱长。 　　两个月后,监狱报就很快配上了一架数码相机。我因为有过一次出色的表现,又是负责新闻版报道的记者和编辑,教育科和监狱报的主管翟队长就把照相机交给我使用,凡是今后监狱内需要宣传报道的活动,都由我来拍照。原来我是搞文字的,现在又加上一个拍照的任务,不免忙了一些,要求高了一些,但我很开心。 　　 　　“我事先听报纸主管翟队长说,你是至今调到监狱报来的犯人中,进入角色和写作水平提高最快的一个。”我说。他谦虚地摆摆手,说:“我也有一段思想转变过程。是同学的一封信,无意中增添了我写作的热情。” 　　 　　调入监狱报前,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感到在重刑犯监区内整天干的是一种机械的手工劳动,觉得单调和枯燥,长久下去,心也会变得麻木。于是想换一个环境,也没有想好换个什么环境。到了监狱报,环境比原来宽松些,也有事情可做,但也只是把办报视为自己的一份劳役,当做新的地方来重新消磨改造时光。 　　记得刚到监狱报时,翟队长就对我第一篇稿子提出不少批评和意见,还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抠。当时我就想,队长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吗?这张报纸又不是面向社会的大报,是监狱内的小报,是给犯人看的,何必这么认真?只要语句通顺,没有明显的错别字就可以了。谁看报纸一个字一个字数的?因此对翟队长的小题大做有些反感。后来,有一件事情让我对写文章有了重新认识。 　　有一次狱内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大讨论,我起先写了一篇稿子,罗列了犯人改造中的种种浪费行为和现象,洋洋洒洒一大篇。稿子送到翟队长手中,他看了标题只问了我一句话,你写这篇稿子用意是什么?我被翟队长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给问闷了。这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动用了各监内通讯员一起汇总成的,怎么到了翟队长处却被一下子“枪毙”了呢?翟队长又给了我一句话,我们大墙内反对铺张浪费,不仅要有事例,关键要找到犯人浪费的特殊原因,再讲道理。我看着翟队长,心想新闻写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通过写这篇稿子,我打开了新闻写作的一扇窗,懂得了写好一篇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寻找突破口,要有想法。 　　有一天,我中学同学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同学之间每次聚会都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