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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对于现代城市意义 　　摘要： 近几年，由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传入，加上本国学者对本土文化的认识的加深，城墙又作为一个讨论的主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不少人提出重建城墙，至少恢复一段城墙。 　　关键词： 城墙，现代城市，矛盾 　　 　　前段时间,一直听到媒体对北京城墙的关注，进而引起其他有城墙资源的城市的关注。北京城墙是一个历史问题，牵扯到梁思成等第一代建筑师，以及倒是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问题。现如今，在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的影响下，中国也开始认识到保护历史留给我们纪念资源的重要，这其中包括了对股城墙的维护，翻修，甚至重建。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直以来对城墙建设一直有一些疑问和看法。想利用这篇文章把心中的思考表达清楚。 　　从中国的文化来说，墙，门，窗，并非一般的墙，门，窗。“墙，障也”，“人之有墙，也蔽恶也”。这里的“蔽恶”可以理解为，墙外面的“恶”莫要进来，墙内的“恶”也不要外传。墙在中国建筑中不具有“负重”的功能，故墙可以发展出多种形式，各种大小。小到门，窗，大到“筑城以卫国，做郭以守民”。最大的墙叫做城。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人会企图筑一堵墙把整个国家都围起来，然后又筑一堵墙将一个城市围起来。 　　所以墙这个概念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单一的，很清楚，起到围合作用的构筑物，城墙亦然。 　　中国的墙我觉得一直和西方不同。如果可以用图形来表示的话，我想也许 图1 可以表达我想说的问题。中国的墙本身是单一职能的，即使有其他功用，也只是为作战而用。与平时的人民生活并无特别的联系（也许会有例外）。至少，没有一个集市设于城墙内部的。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年代，都是如此。古代在清代后期建城的时候，依然会建城墙。 　　西方的墙，或者说各种剩余空间，往往会有两重或者三重意义。不知道是否和“poche”这个概念又关，翻译为“空腔”或者“涂黑”。我的理解是，可以为实也可以为虚的空间，表达了图形和背景的关系。在西方墙的概念，或者说，“围合”的定义要更广泛一点。（也许在伊东的仙台媒体中心也是这个概念的发展） 　　说这些是有目的的。在建国初期，城市高度发展，城墙在很大程度上对城市的扩张起到了扩张作用。在城市生长到城墙边缘的时候，这种原本秩序的发展趋势必会受到阻断。在城墙的墙脚下，城市形态会发生异变。加上交通，视线，景观等等问题，对于现代城市而言，这种完全的封闭的围合结构已经完全不适应这种城市发展模式。解放后关于城墙的争议，起源于城门口的交通问题。北京的城门，内城有朝阳门等11座，外城有东便门等7座，其中以朝阳、崇文、正阳、宣武、西直、广安六门交通最为繁重。 　　1949年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筹备座谈会上，有人建议拆去城墙，以改善城门口的交通。这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提出城墙不可拆。“可以把城墙改作公园，载花池，城楼可作展览，民众教育馆，茶馆等，称下可作绿地，改善附近居民环境。对于城门交通，则城门各开一洞，瓮城左右各开一门，原有门洞不用，左右洞各位单行道。在城门附近拆除少数房屋，加宽马路，在距城门相当距离之外，路中用草地隔离，以分来回。这样不仅不妨碍交通，还可大大增加城市的美感……”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观点在当时来说可谓是很先进了。不但对城墙的定义作了更深刻的诠释，扩大了它的使用可能性，这点在之前的中国是没有人做到过的。而且用他学习的当时美国流行的城市规划的概念，对北京城市交通作了初步的展望。 　　但是，事情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对于城墙性质和现代都市发展状态的矛盾，我想第一代建筑师们还是很清楚的。现代人有现代的生活模式和生存背景等，这必然带来人们的生活尺度发生巨大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在当时是以飞速向前发展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本具有不可调和性，因为所处背景不同，一方的让步是必然的。梁思成他们所选择的是现代都市的让步。在后期他对北京新城的规划中，他将整个行政中心都移出原有古城，将北京这一个文化古都作为一个历史保护区存在下去。从今天看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方案是从正个全局的形势来分析的。虽然理性的来分析，这也许不是最完美的方案，因为回避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们认清了中国城市的矛盾，并为解决他们做出了努力，而不是比较暴力的思考问题。 　　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都是知道的，由于城墙在中国本身具有的“隔断”的品性，加上北京城市发展的要求，再加上行政中心不愿迁出古城，城墙最后只可能是一个必然的牺牲品。 　　仿佛事情到这一步就已经结束了。但近几年，由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传入，加上本国学者对本土文化的认识的加深，城墙又作为一个讨论的主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不少人提出重建城墙，至少恢复一段城墙。 　　但是城墙和现代生活尺度的矛盾，早在建国初期不是就已经被定义了吗？我们已经作出了选择放弃城墙的这条路。不管好坏，这都已成为了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