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对女性主体凝视.docVIP

张爱玲对女性主体凝视 　　摘 要： 张爱玲对女性的书写是独特的，通过对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作为一种“第二性”的存在的真实生存状态。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的存在固然有值得同情与怜悯之处，而张爱玲却用一双犀利的眼看到她们身上所存在的源自女性自身的内在悲剧。张爱玲清醒地看到女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写出了女人的焦灼与无奈，扭曲与沉沦。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主体 “弃妇” “怨女” “神话” 　　 　　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基本上都是一群“精致的废物”或“精神上的废物”。太太、姨太太、丫鬟、仆妇们固然如此，连那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进步”女性，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鸿鸾禧》中的邱玉清等也好不到哪里去。《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留情》中的敦凤，虽然迫于生存压力，“终于有了一点虽自私却也实实在在的自我”［１］，但是依旧摆脱不了女人作为“第二性”的生存困境。只有将目光投向《多少恨》中的家茵、《十八春》中的曼桢、《小艾》中的小艾，在职业女性和某些下层女性身上才得见女性主体的影子。然而，按照张爱玲的文本，新生活虽然能够拨开她们的眼睛，但囿于现实环境与女性主体的不健全，张爱玲在理性上对现代女性（或女性主体）存疑表现在，即使这样的女性强者也无法期待自己人生的幸福，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活的苦难将自己埋没。在这条女性逃离异化的路上，像“为生存也为性欲沦为荡妇的霓喜；既是封建遗老家庭的牺牲品，又用黄金的枷锁劈杀了许多人的疯狂变态的曹七巧；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关起门来做慈禧太后的梁太太；为生计所迫堕入风尘又阴险残害亲妹妹的舞女曼璐……”［２］，又以更为繁复的人生姿态增加了女性由“他者”回归“主体”的艰难。张爱玲清醒地看到女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写出了女人的焦灼与无奈，扭曲与沉沦。 　　 　　一、张爱玲凝视了破落的封建家庭中那些主体缺席，淹没于父权制社会的“弃妇”。 　　 　　她们包括《创世纪》中的戚紫薇，《相见欢》中的荀太太，《等》中的奚太太，《多少恨》中的夏太太，《小艾》中的席五太太，而像《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丁阿小则更是这个世界的奴隶。在这一女人群中，《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嫁到席家的席五太太既无承欢丈夫的姿色，又缺少刺激男性的本领，很快失去了花心男人的喜爱，只落得“又像弃妇又像寡妇”一样，以“一种很不确定”的身份呆在席家，沦为被历史文化、男权秩序降低到半奴隶状态的人。书里有这样一段夫妻见面的描写：“五老爷便在下首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五太太依旧侍立在一边。普通一般的夫妻见面，也都是不打招呼的，完全视若无睹，只当房间里没有这个人，他们当然也是这样，不过景藩是从从容容的，态度很自然，五太太却是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先是斜伸着一只脚，她是一双半大脚，雪白的丝袜，玉色绣花鞋，这双鞋似乎太小了，那鞋口扣得紧紧的，脚面肉唧唧的隆起一大块。可不是又胖了！连鞋都嫌小了。她急忙把脚缩了回来，越发觉得自己胖大得简直无处容身。又疑心自己头发毛了，可是又不能拿手去掠一掠，因为那种行动仿佛有点近于搔首弄姿。也只好忍着。要想早一点走出去，又觉得他一来了她马上就走了，也不大好，倒像是赌气似的，老太太本来就说景藩不跟她好是因为她脾气不好，这更有的说了。因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站在那里迸了半天，方才搭讪着走了出来。……她的手指无意中触到面颊上，觉得脸上滚烫，手指却是冰冷的。”（《小艾》）这就是张爱玲笔下的旧式女性的“可怜虫”形象。席五太太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她总是处在一种无处安放自己的尴尬境地。实际上，社会伦理早就抽空了从属者的人性内容，女奴情结使她不这样又能怎样？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的那样：“女人在被决定扮演他者角色的同时，也被判决仅仅拥有靠不住的力量：做奴隶或当偶像都不是由她选择的命运。”［３］ 　　 　　二、张爱玲凝视了女性用残剩的青春做赌注，寻求婚姻庇护，萌动的主体最后窒息在男权阴影下的“怨女”。 　　 　　这一女性群中比较典型的是《留情》中的敦凤与《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另外，在从属者的角色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女性还可以包括《花凋》中的郑夫人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其实，以敦凤、白流苏为例，这种女性的生存视野也不见得比纯粹旧式女性来得宽广，本质上，她们都做不了情网中的游鱼，只是遁入婚姻中的雀鸟。对家、男人、婚姻等男权象征物的臣服同样构成她们的价值坐标。只是因为，“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流言?自己的文章》），所以，新旧世界畸形荒诞的杂糅景象告诉她们：那个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