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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就业歧视问题的公共政策议程思考 　　摘要：就业乃民生之本，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制定出完善的就业政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之一。就业歧视现象作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痼疾之一，对政治、经济、社会尤其是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适时的反就业歧视政策的制定迫在眉睫。本文以西方就业歧视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公共政策议程的现状，对反就业歧视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反就业歧视问题如何由一项系统议程转变为一项正式议程，继而保证了整个政策系统的科学性与完善性。 　　关键词：就业歧视；反就业歧视；公共政策议程 　　中图分类号：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7（c）-0025-02 　　 　　一、反就业歧视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必要性分析 　　 　　现代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劳动者仅仅因为他们所属的人口群体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对待”。[1]从更广义的视域来理解的话，本文所研究的就业歧视问题等同于这里所提到的劳动力市场歧视。[2]它是指具有相同生产率的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由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无关因素的影响，而无法享有与他人平等就业的机会，从而使得个人的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现象。劳动力歧视通常采取以下三种比较明显的划分形式，即人力资本投资歧视、工资歧视与职业歧视；其中的前一种又可称为前市场差别，而后两种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歧视。根据这一界定以及我国就业歧视的构成分析，可以对我国的就业歧视现状做如下的类型学划分：性别歧视、户籍（身份）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经验歧视、身体状况歧视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歧视。就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而言，使得反就业歧视问题转变为正式议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则主要体现在：就业歧视使得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实现，带来极大的人力资本投资浪费；不利于劳动力流动，阻碍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更有悖于国际劳工公约与标准，难以适应加入WTO后新的形势需要。 　　 　　二、反就业歧视问题政策议程创立过程的现状及缺陷 　　 　　在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政策议程的建立起着关键性作用。“那些被决策者选中或决策者感到必须对之采取行动的要求构成了政策议程”[3]，政策议程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组织尤其是政府政策确定的轻重缓急。作为社会问题之一的反就业歧视问题亦是如此：作为一种公共问题之一，它只有以一定的形式并且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抑或非制度化的渠道进入政策过程，成为决策者研究和分析的对象，其才能成为政策问题。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权力系统。一种是政府议程（正式议程），一种是公众议程（系统议程）。作为政策议程确立的重要渠道，前者主要是为了实现对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追求群众性利益。就反就业歧视问题政策议程的创立过程来看，它体现了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一般特点： 　　首先，反就业歧视问题政策议程是在政府和公众二者共同的推动下建立的。政府日益认识到反就业歧视问题的必要性并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行政手段反对就业歧视，以2004年批准《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为起点，以2007年《就业促进法》的颁布为标志，这意味着反就业歧视政策被提上了政策议程；与此同时，伴随着公众的集体意识的不断加强，民众对于就业歧视问题的认知力与敏感度也在一次又一次公共舆论的引导下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使得社会问题逐步进入公众议程并成为政策议程建立的推动力。 　　其次，政策议程创立过程中政策系统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不断加强。在议程确立的过程中不断集结各种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充分利用政府的“外脑”系统保证议程的科学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十分注意公众态度，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民众的意见，积极鼓励民众建言献策，保证政策的民主性。 　　然而，按照查尔斯#8226;琼斯和马休斯关于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分析（即私人主动、政府有限介入；政府主动、私人有限介入；两者都主动；两者都不主动四种途径[4]）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反就业歧视政策议程的创立过程，仍然受到政治原则偏离、价值体系排斥、政府体系封闭、承受能力不足等方面制约因素的影响，难以摆脱我国传统政治生态的制度藩篱，距离政策议程的民主化功能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具体体现在： 　　（一）政策议程创立过程中比重失调，政府议程占主导地位，公众议程影响力式微。反就业歧视议程的创制基本上可以归属于内在创始型的议程模型，即政策创立过程是政府部门按照特定程序行动的过程，在政策议程创立的过程中缺乏各方的磋商与循环，公众的压力与推动力明显欠缺。新出台的《就业促进法》只是以列举的方式对一些就业歧视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了户籍歧视、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