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方言与普通话在影视作品中作用.docVIP

如何看待方言与普通话在影视作品中作用 　　摘 要: 相对于影视作品讲故事、刻画人物形象的目的而言,方言和普通话都只是艺术表现形式,不存在孰低孰高的问题。影视作品的核心是通过刻画人物来讲故事,从而探索和发掘生活发展的逻辑规律,反映出生活的真谛。推广普通话的任务不是影视作品的第一要义。 　　关键词: 方言 普通话 影视作品 作用 　　 　　在近年来的很多影视作品中,方言成为很多创作者钟爱的表现形式,涌现出很多典型的作品,如:《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等。然而对于方言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却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它不仅对推广普通话造成负面影响,也对影视作品思想文化内容的传播,以及解读方言背后所包含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造成不必要误解。”[1]而另一种意见则是:“方言被影视语言艺术化之后应用在影视中,为影视增添了色彩,给观众带来了幽默和诙谐的新感受,也逐渐的被影视人和观众所喜欢和推崇。”[2]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方言与普通话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呢?我认为首先应该理清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人际间最基本的沟通交流的工具。许国璋先生曾给语言下过这样一个定义:“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时,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侯,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侯,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3]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地区隔离的过程中逐渐变异形成的语言体系。一般意义上的方言特指地域方言。 　　方言来源于地域文化,属于精神文化资源。人类学家Malinowski曾指出:“语言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发音与其他行为方式(如身体上的)相伴出现。”[4]李如龙曾在《方言与文化宏观研究》中对两者提出界定:如果与祖语保持文化上的联系,并且同时通行着相对更大地域的共通语,那便是方言;如果分化后和祖语不再有文化联系,方言便会形成新的独立的语言。因此,文化是语言与方言的纽带,方言具有裂变后文化继承的痕迹和创新的因素。也就是说,一种语言是否为方言,是由社会、历史等文化因素,而非其自身所决定的。 　　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是国家法定的标准语言,也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它有比较明确的规范标准,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与方言较多,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保证交际畅通,必须确立并普及共同语言。1956年,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推广普通话,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作为通用语,普通话的推广对协调社会生产生活、普及科教文化事业、增进民族之间交往、增强国家凝聚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黎锦熙先生说过:“方言即土语,方音即古音。”从这句话至少能看出方言与普通话的些许关系。从源流上说,它们都是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只不过普通话来源于方言而别于方言又排斥方言。方言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古汉语在各地的遗存,如地理原因、战乱原因、自然灾害原因与戍边移民等。因此研究方言对理解古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推广普通话绝不是消灭方言,而是方便人们的交流,从大方面看,牵涉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因此普通话和方言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共生关系,方言是普通话最有益的语料库。 　　一种方言存在于某一地域文化中,是这一地区文化的总体表象,方言已同具体的生活现象交织在一起,当和某一艺术表达的特定视角吻合时,它是无法从生活现象的状态中分离出去的。因为在艺术创作中,作家所面临的一面是作品所表现的有限的具体生活,一面是世间包罗万象的一切,作者总是想在作品的有限空间去尽可能地通向无限的社会,尽可能地传达出作品全方位的信息,尽可能地给观众留下深刻理解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的重要线索,表达出悠远的意味和深刻的境界。那么人物语言的特性无疑是一个信息含量最大的传递媒介。我们从人物的语言表达中可以窥视出人们文化的心理层次,如地方习俗、包括服装、信仰和个人行为等整体表现模式,这些都成为不同群体成员认同的因素。而在所有认同的因素中,语言是人们最基本、最普遍的地域文化认同。 　　方言背后隐藏着许多人类文化的痕迹,隐藏着各地域的不同心理意识。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了解、熟知的方言语态越多,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