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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几点思考 　　摘要：今年以来，我国重特大安全事故屡屡发生，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党纪政纪和国法惩处，本文试图分析此类事故发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问责人主体；党政不分；引咎辞职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66（2008）10-0010-01 　　 　　今年以来，我国频频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不仅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重大损失，还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10月7日的通报，今年全国共发生特大事故9起，死亡人数达到618人。 　　此外，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涉及范围之广，危害之严重，更是引起了全国各界甚至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些特大事故所暴露出来的某些行业和地方政府在监督、监管上的不力，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绝不姑息，迅速处理相关责任人。一时间，追责风暴再次刮起！许多相关责任人纷纷受到党纪和政纪，甚至是国法制裁。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源起于西方，是为防止政府对公权力的滥用和保障公民自由和平等不受侵犯而兴起的一种权力制衡原则。其目的就是将政府权力置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对政府行为划定责任，如不能有效履行义务和行使责任就将受到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最早对政府行为进行追究是在1980年，当时“渤海二号”发生沉船事故，时任副总理康世恩受到记大过处分，这也是我国行政问责处理的最高级别官员。行政问责最近被广泛关注则是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中，由于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对疫情隐瞒不报和抗击不力而被查处。随后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等地的一大批官员，又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和违纪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问责风暴”开始在中国政坛掀起。 　　我国自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受到处分的官员数目并不算少，应该对后继者产生一定警戒作用，使得类似事故免于发生，但遗憾的是，类似重特大事故仍旧不断发生。分析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我认为存在有下列不足，是导致问责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一、问责人主体的缺失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问责人大多来自上级党政部门，而作为同级行政部门监督机关的人大对官员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督。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和对政府行政决策的监督机构，人大应该发挥作用，但在实际监督中这种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只是在上级政府做出决定后，成为象征性的法律程序的一部分。如本次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石家庄市长冀纯堂就是先由河北省委研究决定免去其职务，再交有石家庄市委提请市人大表决的。 　　据对2002-2006年我国被问责的官员进行统计，我国官员问责制发起者大部分是来自于上级机关，见下图： 　　 　　从上表可以看到问责事件发起者来自于上级部门的有59件，占总数量的80.8%，而作为同级政府监督机构的人大在问责事件发起者却为零。 　　据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和地方最高的权力机构，享有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任免权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因此，行政问责制的主体主要应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而不仅是上级党委和政府部门。此外，人大代表来自地方，对当地的事件真相具有较权威的话语权，所以，各级人大应充分发挥其问责主体作用，依法行使其对政府的监督权。 　　为何人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可以通过考察人大代表的来源中找到答案。据来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署名李海林的文章《从人大代表之构成，看监督官员之不虚幻》显示，对北京市58名参加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的代表来源所做的统计分析看，其中行政官员和事业单位领导34名，占总数的59%，而基层教授、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普通劳动者，共计15人，仅占26%。另据人民网署名高木的文章称，“山东省泰安市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市委副书记、市长、矿业集团董事长、宗教局副局长、农业大学校长、医学院副院长、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有限公司董事长等中上阶层拥有了80%的代表名额，而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广大工农及贫困人口阶层，却不拥有一个代表名额。”可见，由于人大代表中各类官员所占比重过大，导致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完全等于政府官员对自己的监督。而普通群众所占的比重过低，致使他们的诉求在政权监管体系中声音显得过于微弱。 　　由于人大监督作用的缺失，导致如今对下级部门的问责更多是来自于上级的党委和政府，因此只有改善目前不尽合理的人大代表结构，增加基层群众在人大中比例，使基层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中来，才能真正发挥起人大作用，才能使人大成为最主要的问责主体，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