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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视选秀节目文化分析 　　摘要: 从2004年的超级女声风靡全国开始,虽然国家广电总局对选秀节目作出明文规定,2009年的“快乐女生”选秀依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对这种现象给予关注,但大多数人只是从传媒和社会影响方面对之作出分析,文化角度的分析很少。本文从媒体书写的“神话”、社会文化心理及符号意义、大众的“反抗”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 神话文化心理符号意义反抗 　　 　　2004年的“超级女声”在电视娱乐节目中红火了一阵后,继起的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呈现在各大电视的黄金时段中,如“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星光大道”、“‘红楼’梦中人”等。乃至2009年的“快乐女生”依然在网络上、报刊杂志、电视等媒介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时之间轰动与责难并行,丑闻与选秀关注度也随之飚升。学者们也对这种现象持有不同意见:有的大声声讨,口诛笔伐,认为其低俗;有的认为这是一种较好的娱乐节目的“本土化”转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选秀节目如此广泛地受到关注呢?电视选秀透露出怎样的文化信息呢?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人员通过市场调查、问卷分析来研究这一现象,但基本上都是从选秀节目带来的社会影响,电视传媒娱乐节目的转变,或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等方面来谈的,笔者站在大众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一、媒体书写的“神话” 　　 　　电视节目的宣传广告无一例外打出的旗号都是“无门槛”选秀,无论是超级女声的“想唱就唱”还是“梦想中国”的“梦想”都殊途同归,其终极目的无非是告诉所有的人只要你有“梦想”或“想唱”,不论出生、年龄、家庭背景、学历……只要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限制要求都不存在,所有参加的人都是一律平等的。这让大众觉得它是自由、民主、公平的。只要你有实力,你就有机会获得奖赏或成为明星,从此备受瞩目。这就是选秀节目制作者为大众炮制的“神话”。罗兰?巴特将“神话”定义为:“神话不是指否认各事物的存在,与之相反,其功能是谈论它们,简言之就是对之进行净化处理,使之变得单纯无害。神话废除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组织了一个没有深度从而没有矛盾对立的世界、一个敞开的并沉湎于清楚明晰的世界。这个世界清楚明晰地让人不费任何脑筋,各种事物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言自明。”[1]电视选秀要求大众的参与,最终的结果由大众以短信的方式投票决定。这一切听起来是很美好,可是却偏偏故意略去了那些实际存在的人为操作因素,将之简化为“投票选举”的简单模式。于是怀揣着激情与梦想的少男少女们被引诱到这个巨大的陷阱中,却原来只不过是帮助电视台壮大声势、扩大影响、提高关注,在这场所谓的选秀中做了十足的“绿叶”,将那些被选的“红花”衬得格外耀眼。短信投票的拉票、暗箱操作,无疑将成为选秀结束后经久不息的议论话题。 　　“神话”的书写使大众在这场选秀中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全民参与的选星运动,看电视或不看电视的人都被纳入到这个网络中,同学、亲戚、同事,一张张密集的关系网在无形中展开,所有人关注的焦点都是选票的问题。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大众的狂欢”。因为选秀节目“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2]据网易新闻关于红楼选秀内幕的报道:“选秀节目的负责人没少收到来自政府部门、大公司、外国驻华使馆的电话。导演看中的演员插在选秀中,为保证其晋级,一直暗中保护,可没想到最后全被淘汰。”选秀成功的人虽然是闪光灯下的焦点人物,但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风光,许多选上的人由于与一些签约公司未达成协议而不得不中途退出或放弃比赛。 　　 　　二、大众对“选秀”符号意义的建构 　　 　　这种选秀的全民参与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大众对明星梦的设想和乌托邦情结,同时也是为了争夺一种话语权力主动言说的方式。“狂欢节,这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教会统治下的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常规生活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因而是“两种生活”,甚至是两种“思维体系”。[3]他们以高昂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梦想,这个群体具有英雄主义的特性,所以他们崇拜那些身上具有他们所不具有东西的人。 　　乌托邦的情结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向往。人都是靠希望而活的,其中包含一种对自我存在的证实。大众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他们参与言说的话语权力,这是对主流的话语权力的挑战与争夺。他们坚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多年来的常规早已产生审美疲劳,需要换一种欣赏的口味,于是选出的“超女”带有中性化的倾向,而“快男”则有女性化的倾向。他们是被生产出来的平民偶像。这种结果表明在选秀的过程中民众获得更多的发言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