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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与宽容美枪击案后思考 　　 　　为凶手悼念？――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近日为枪击案的32位遇难者举行多场悼念活动，枪击案凶手赵承熙和32名遇难者一起被列为悼念的对象。杀人者死，对于根植于传统报应正义法律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确实如报道所称“令人意外”。 　　――“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1991年发生的连杀五人最后也饮弹自尽的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杀人案上，在受害人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给其家人的公开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是你们”，卢的家人也被认为是受害者。 　　谁是枪击惨案的被害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评价是不一样的。无论从刑事司法的角度还是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说，32个死者是毫无疑问，而本案中的凶手赵承熙是否是被害人，从法学的角度是无法得到求证的。 　　 　　宽容与宽恕，令人省思的一字之差 　　 　　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刑事司法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无论是实证学派的天生犯罪人说，贝卡利亚的理性犯罪人说，抑或是犯罪社会学派的被治疗者说，犯罪人被视为被害人都是与主流犯罪学理论相悖的；即便是随着二战以后人们对战争灾难反思和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其权益受到重视，然而，犯罪人作为被害人予以人文的关怀，却并非其主旨。 　　对待凶手的这种举措和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宽容抑或是宽恕？作为规范性的日常话语宽容与宽恕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令人省思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宽容与宽恕作为主体对评价对象基于一定社会规范行为的态度反应，宽容的对象未必以道德上的过错为必要条件，你可以说宽容不同政见者，但我们如果说宽恕不同政见者却是不恰当的，宽恕的对象则必然是主观上具有道德的过错或者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控制的不自由。 　　如果说对凶手的悼念是对枪击案凶手的宽恕，那也是超越法律的宽恕，它并非日常话语而是宗教话语。在法律完备的现实语境中，美国人真的能宽恕凶手吗？美国刑法将辩护事由分为两类,一类是“可得宽恕”（excuse），如未成年人、错误、精神病、被迫行为等，另一类是“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如紧急避险、正当防卫、警察圈套等，两者之间在社会价值上有着显著的差别。“可得宽恕”行为在客观上有害于社会，只是由于行为人主观的原因，才得到宽恕，可得宽恕情况下，行为人一般不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很显然，从实在法的角度来说，枪击案的凶手是无法得到法律的宽恕的。 　　 　　法律之内之外的宽恕是两个不同维度 　　 　　根植于基督教文化的美国人生活在世俗和宗教的两重世界中，在上帝的世界里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可以转过右脸让其去打，而在恺撒的世界里却未必如此：我们可以宽恕希特勒吗？克林顿总统的生活作风问题为什么没有得到美国民众的宽恕呢？可见，法律之内之外的宽恕与法律之外的宽恕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逝者已矣，谴责何用？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适用的前提，本案的关键在于，凶手的死因是自杀，对尸体的惩罚是没有实在意义的，如果有也是象征的意义。当代美国的刑事政策是“重(处)重(罪)轻(处)轻(罪)”，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凶手没有自杀，人们会宽恕他吗？我们无法想象；凶手不管是依法处决还是自杀，结果都是一样的，行为人已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可以说报应的正义已经得到实现。凶手的自我生命终结多少平息了世俗世界里人们的震怒。 　　在世俗世界，宽恕是有条件的，而并非宗教哲学家德里达所说真正的宽恕是宽恕不可宽恕者；美国的刑事辩诉交易制度也好，中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也好，它的前提都是犯罪人认罪。 　　行为和言语的解释必须在一定的语境和场合之中，宽容也好，宽恕也罢，我们注意对校园枪击案凶手的态度是在这一“悼念”仪式下的话语，死亡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这是人与神对话的特殊宗教氛围，面对死亡使生活在人欲横流的世俗中人得以进行终极性的思考。 　　对凶手的悼念可以说是具有基督文化传统的国家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具有最高的价值。在英国17世纪有禁止自杀法，直到今天帮助他人自杀也是以杀人罪论处的。人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生命的陨落都是令人悲哀的，而在上帝面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平等的。 　　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我们能靠上帝的教义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吗？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更为困难的前提性问题是：上帝真的存在吗？这显然是一个依赖于信仰，而不是逻辑论证的问题。中国有的地方搞廉政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