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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过牧理论和制度反思 　　内蒙古草原的大陆性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在年度与年际间的差异所表现的非平衡生态系统特征，形成了适应草原气候的自组织功能。干旱年份生物群落间相互补充，实现其最高生产力。动物群落也表现出极强的草原特征，在与草原协同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适应寒冷气候和粗放牧养管理方式、耐性很强的地方品种一蒙古高原五畜。蒙古高原的游牧人驱赶着五畜，通过调整其放牧半径，对付由于降水变率很大的牧草出现的时空变化，也通过对各畜种出栏数量多少的调整来对付自然灾害及其对外交换所带来的市场风险。这种由植物、动物、游牧人所组成的独特生态系统，适宜了蒙古高原因气候湿润系数差别分化为的不同草原环境类型。这些表现出的景观生态多样性与异质性，维护了动植物和无机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其既有畜产品产出――游牧经济，又能使草原维护其生态服务功能，使草原生态――产业的复合系统，发挥出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的耦合效益，推动蒙古高原游牧经济的发展，也构建了北方草原的生态安全体系。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由于过牧理论所导致的政策等人文因素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造成草原生态环境的局部恶化。由于对内蒙古草原的过牧问题缺乏深层次的研究，难以为草原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提供长远规划，致使草原建设项目、生态治理恢复项目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本文从内蒙古草原的过牧理论，过牧理论引发的理论退化，以及为其治理所实施的各类理论工程项目入手，揭示了造成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人文因素，提出牧区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此改变草原治理模式，确保生态安全，维护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为全球变化在草原地区的响应研究提供新的建议。 　　 　　一、对内蒙古天然草原过牧理论的反思 　　 　　草原退化是指不合理的管理与超限度的利用在不利的生态地理条件下所造成的草原生产力的衰退与环境恶化的过程。草原退化属于逆行演替，其主要表现为草原原生植被的退化、土壤退化、水文循环系统的恶化、近地表小气候环境的恶化。过大的牧压突破了草地的再生能力，使植物的生物量减少，群落稀疏矮化，利用价值优良的草群衰减，劣质草种增生(刘仲龄，2004)。内蒙古草原真的是因为过牧造成的退化吗?内蒙古草原真的过牧吗? 　　图1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经营管理站的汇总数据，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数据制作。牲畜实数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4个纯牧业旗和9个半农牧业旗牧区的牲畜，不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农区的牲畜。其中用能值的方法扣除了“包产到户”后由牧区系统外向牧区系统内输入的能量所支撑的牲畜头数。这部分能量主要包括由城市和农区两系统输入的能量，主要项目包括国家和牧民的防灾基地建设即防灾措施的能量投入，也包括国家生态治理项目的能量投入。 　　从图1看出，1949年内蒙古牲畜头数以羊为单位约为1009万头只，到1968年约为5301万头只，达到建国50年米的最高值，1965--1986年畜牧业发展基本平稳，牲畜头数在5000万头只上下波动，1990年以后牲畜头数开始下滑，到2005年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头数不足2000万只，与我们一直认为的合理使用草地的20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整整减少了3000多万头只。内蒙古统计年鉴上的牲畜头数实际上是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头数的总和。如果不将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从总头数中扣除，往往会得出一个草地在不断退化，牧区的牲畜在不断增加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牲畜头数减少和统计幻觉的伪过牧呢?这需要从理论和制度去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先后实施了“内蒙古境内一切土地属蒙古民族公有”和“在牧区实行自由放牧”；民主改革时期的“人畜两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草场公有，集体经营”；人民公社时期的草牧场所有权重新界定等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尽管在居住方式上采取了行政区划上的定居，在草牧场公有制的大前提下，牧业区的牧民对付干旱的方式是在政府疏导下自由配置草地资源，即上级政府协调各级政府在自治区境内配置草地资源。牧民可以根据牧草长势用大范围的游牧方式来对付牧草的时空变化。这一时期草地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即相应的畜牧业政策并没有对草地生态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这时候畜牧业效率也是最高的，上个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达到5301.12万。这就涉及到牧区的另一项产权制度，即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的“两权分离”，草场所有权由人民公社所有变为集体嘎查(大队)所有，牧民享有草场的使用权，集体草场也随着使用权的到户按牧民人口数分隔成无数个小块承包到户，集体的牲畜也按各种形式全部承包到户，集体经济也随着“草畜双承包”完全解体。这项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移植到牧区的产权制度，彻底切断了政府为了对付自然灾害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