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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模式思考 　　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现状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有150年的历史,较高程度的组织化在增强这些国家的农业竞争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农业世界冠军”之称的美国,用仅占其总人口2.5%的农业人口,生产出了占世界1/5的粮食,有近90%的农民加入了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是一个由中央、都道府和市町村三级农协组成的合作社网络体系,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加入了农协,农协几乎提供全方位服务;韩国的14家商业银行中,韩国农协名列第二,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唯一金融机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逻辑表明,农业产业化的主角是农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社,而不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公司或其它形式的经济或非经济组织。只有在产业化中重点推进合作化,依靠合作化推进产业化,才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农民??续增收、农村全面进步。 　　据农业部合作指导司统计,截至2009年12月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4.64万家,比2008年底增长122.2%;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收入普遍比当地未入社农户收入高出20%以上。虽然数量较少,但实践表明,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较好的地方,基本上都出现了“建一个组织,兴一个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批农民”的可喜格局。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快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并培育出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活力。所以,为提高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加快发展和创新我国农村的专业合作社。 　　二、传统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模式的不足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农业产业化运动,采取优惠政策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公允地说,“龙头企业+农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维护了农民的部分利益。 　　不过,这种模式具有先天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企业和农户地位的不平等和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契约难以持久。尽管政府给予了龙乡之企业以大量优惠政策,希望龙头企业能和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保障农民的利益,然而龙头企业毕竟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它们在“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中处于中心地位,是该模式的组织者,而农户只是它们的车间。在模式运行中,龙头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剥夺农户的权益。从表面上看“龙头企业+农户”的模式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而实际上企业和农户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合同双方违约成本低,监督履行成本高。一方面,龙头企业与众多农户逐个签约,效率低下,成本高。而当众多农户违约时,龙头企业不可能逐个起诉农户。另一方面,农户与龙头企业心理距离远,沟通较难。而当龙头企业违约时,吃亏的多是农户,因为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博弈过程中农户总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各农户势单力孤,与企业打官司胜诉较难,即便胜诉,所得到的补偿可能还无法弥补诉讼所付出的代价。该模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农民的权益,但并不是农民可以足够信赖的模式。 　　三、“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优势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龙头企业通过专业合作组织签约,产品安全、质量得到保障,签约、执行监督成本得以节约。农户通过专业合作组织联系龙头企业,经济效益得以保障,合法权益得以维护,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对农民和龙头企业都有好处,农民的好处是,合作显示了集体的力量,提高了农户在企业和市场面前讨价还价的能力,形成农户利益的自我保护机制。龙头企业的好处是,通过合作社进行技术培训、原料发放、质量监督、产品收购验级等,管理成本降低了,产品质量也可以更有保证。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优势在于: 　　一是它增加了依法办事的能力,促进了自身发展。虽然这个“模式”比较复杂,但各个组成部分有自己的法规制约,无论是在贯彻党对社会组织的方针政策,还是在开展的日常工作中,都能够做到有章可循,照章办事。例如:会员单位的“公司”的独立经营受《公司法》在约束。会员单位的“合作社”的独立活动受《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约束。各个组成部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健全,它的自律和诚信得到保证,它的健康发展也得到了保证。 　　二是它增强了凝聚力。它的职能是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公司的功能是贸易往来、供货和销售。合作社的功能则是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是会员与政府、与市场的桥梁,而会员单位“公司”和“合作社”的活动虽然在田间地头、生产基地,但他们的主要目标主要在市场,这样各个组成部分就自然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