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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田水利建设与发展 　　2009年,在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措施的带动下,我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高达1427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完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9545亿元,是改革开放前的17倍,其中中央投资4238亿元,是改革开放前的16倍。 　　然而,尽管国家近年来对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但基层农田水利设施的现状却仍不乐观。据水利部统计,目前全国大型灌区40%的水利设施、中小灌区50%的水利设施需要维修。目前全国耕地质量总体偏低,每年农业生产缺水超过300亿立方米。本文从供需的角度,结合四川Q镇的实例,分析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治水模式的发展历程,以期为今后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一、国家―国家模式 　　1958年,全国掀起成立合作社的高潮,Q镇也顺应形势成立了人民公社。这一时期,国家的一切事物都被纳入计划之中,农田水利也不例外,供需双方都被整合进国家的组织体系中。从供方的角度看,建国初期高度集权的体制所具有的强大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在农田治水上有明显的体现。在Q人民公社,农田用水的配给与水利设施的建设都具有高度的计划性,所有用水与设施都由政府统一组织协调,严格按照县人民委员会―公社管委会―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层级逐级安排,有关用水的需求也是按照层级由低至高逐级上报。 　　此时的农业虽说不能同工业一样作为支撑工业化的基础,但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民经济基础的薄弱,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农业作为一种战略产业,产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相应地,各级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问题尤为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根子”,可见水利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农业治水也因之成为国家整个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家―村集体模式 　　1982年,Q人民公社改为Q镇人民政府,全镇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正式解体。农村治水工作划归新成立的部门镇水利站统一管理,该机构是一个事业编制单位,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在行政上受镇政府领导,业务上由县水利局指导。Q镇水利站主要管理四座小型水库,辖区内的两个中型泵站由县水利局管理。 　　此时的农田水利供方仍具有国家性质。分田到户之后,水利站几乎不再参与各村的水利设施建设,但大中型水利设施的管理、维护、调配等仍由水利站来完成,而各种小型水利工程如支渠、毛渠等则由村委会每年组织各村村民来予以维护,费用从当年的村提留中支取。从需方来看,这时的基本需求单位是村集体的自治组织。尽管集体土地的经营权已经发生了变化,下放给了各个承包农户,但农户无需直接为用水付费,由村集体从农户那里征收的共同生产费用中提取。对于超出村庄管理范围的大型水利设施的使用,由各村委会互相协商解决。如由涪江水利站三合管理段负责供水的四个村庄,每年春耕之前,各村村干部到管理段集中开会,商讨用水事宜,再由各村村干部召集村民大会,决定各村民小组的放水安排。 　　此一时期农田水利资源的使用开始进入明码标价的付费时代,供需双方开始以货币为中介进行交易。但是,供需双方不存在讨价还价,有关农田灌溉的水费和水利工程部门用于治水的电费价格都由物价部门规定。而且,政府要求水利工程部门要先放水,后收费。水利管理部门与各村村干部商讨的只是各村具体的放水时间和流量。这种模式下的农田治水工程是一种社会化的财产,它从属于政府,服从政府的安排,而其配给要依靠由政治过程产生的外在规则。 　　但这种模式在运转的过程中遇到了自身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首先是水利管理单位在运作过程中,由于水、电价格偏高,所收水费又过低,往往连成本都不能收回,本应由政府投入的经费不能及时到位。Q镇水利站没有全额的财政拨款,只有差额补助,实行经费包干,超支不补。再加上随着乡镇机构的膨胀,水利部门人员也出现了超编,负担沉重。其次是随着农民税费负担的加重,干群关系的紧张,农民拖欠税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自然导致其中用于共同生产的水费就越来越难以收齐,影响水利工程部门与村集体的合作,影响水利工程作用的发挥。但是上级主管部门仍会通过行政压力要求水利部门负债供水。水利工程单位负债越多,次年所收水费就越高,就有越多的农民拒绝缴费。陷入如此的恶性循环之中,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村集体模式难以为继了。 　　三、村集体―市场模式 　　2002年,国务院发布《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启动。2003年,M市政府发布《M市农业灌溉管理改革试行意见》。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管理农田用水,将农业用水商品化,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建立新型灌溉管理体系。积极推行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对小型水利单位进行多种形式的改革,采用公开承包、租赁或拍卖等方式,将水利工程的管理、使用权移交给水利单位职工或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