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投资率是长期现象.docVIP

我国高投资率是长期现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推算，2006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率至少将达42％以上，继2005年之后再创历史新高，而且远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投资率。 　　2003年，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在对所谓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预测，中国从现在至2010年间，平均投资率仍将高达36％；在从2010年至2050年长达40年的期间内，平均投资率仍将保持在30％的水平。 　　 　　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高投资率是否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对我国现实的投资率变动态势，我们可以将其分解为长期一般态势与短期波动之和。所谓长期一般态势，主要体现为长时期内的平均水平，它反映着一个国家投资率的基本态势。短期波动，体现为围绕长期一般态势展开、对长期一般态势或高或低的短时期背离。长期一般态势是由各种长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因政策调整、经济波动等短期情况变化而变化的长期因素决定的，而短期波动则主要受各种短期因素变动影响。 　　投资率的形成总是在投资需求和要素供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因此，对投资率的长期态势，我们还可更进一步从投资率内在决定因素，即投资需求和要素供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在长期中，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由于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工业化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完成这一进程还需要巨额投资，时间上也许还需要几十年，这就决定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企业部门都有着强大的投资需求。除认同度较高的公共部门的巨大投资需求外，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还特别强调从我国企业部门的高投资回报率看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还远远没有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美、英、日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遥遥领先于我国几十年，但其人均投资水平按可比价计算仍然数倍于我国，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我们的投资总量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过剩”的地步。当然，某些局部过剩（包括政绩工程）确实存在，但那只能说明投资结构存在问题，而不能说明总量问题。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06” 　　 　　仅仅有单方面的很高的投资需求显然并不能决定高投资率的形成，还需分析投资的要素供给态势，其中的核心是资金供给。从实证的角度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建设的投资需求在长期中都是十分巨大的，但各国现实的投资率水平却高低差异很大。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需求水平的差异，而在于储蓄水平不同。储蓄水平高的，投资率就较高，储蓄水平低的，一般投资率也就较低。换句话说，就决定投资总量水平而言，需求与供给相比，供给是“短板”，是决定性因素。就我国的情况来看，长期以来，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度旺盛投资需求的背景下，由于有着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异常充裕的要素供给，特别是储蓄－资金供给，最终决定了我国长时期中不同寻常的高投资率的形成。 　　决定我国长时期中储蓄水平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国际差异的解释至今仍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难解之谜。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早已观察到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东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并将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归结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素。这与多恩布什教授所提到的“一些经济学家最后干脆认为这种差异仅仅是因为各国对待储蓄的态度不同”完全一致。美国人的生活哲学信条之一是“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因此所谓 “现在”一代选择更高的现在消费水平和更低的储蓄水平以“及时行乐”。这是美国低储蓄率的根本性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人崇尚简朴，信奉“居安思危”，强调要有忧患意识，更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誉为美德，这自然导致较高的储蓄倾向。就决定消费储蓄比例长期基本态势的因素而言，我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储蓄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或许可以说是第一位的。 　　其二是人口结构，即被抚养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这是经济学家们在讨论消费储蓄比例形成规律时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长期因素，而且对其影响有相当共识：当只引起消费而不提供任何储蓄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上升时，由于在消费的压力加大的同时，提供储蓄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将产生向上的压力，对储蓄倾向产生向下的压力。反之，被抚养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向上推动全社会储蓄，对消费倾向则产生向下的压力。因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缓步上升态势，被抚养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所以人口结构可构成我国长期以来储蓄率持续上升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口统计学因素在短期内变化较小，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小，因而其长期影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