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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公严宝礼与文汇报 　　从旧中国至今，留下的一脉相承的老报纸，在大陆只有《新民晚报》和《文汇报》了。她们的报头都沿用传统的，报纸风格基本一致。而在沪港两地共用一个报头的，唯《文汇报》一家，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实属罕见。 　　提起《文汇报》，就不能不说我外公严宝礼。创办这份《文汇报》，是他一生中最为倾心得意的华章。他老人家离开我们虽然已经许多年了，但每天翻阅《文汇报》时，他的音容笑貌总不时会浮现在我眼前；他的为人处世在我点点滴滴的记忆中，汇成历历往事。 　　 　　萌生办报念头，选定报头，借鸡生蛋 　　严宝礼，号保厘，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人。他从小敏悟、睿智，读书勤奋。曾就读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辍学。1920年进沪宁、沪杭甬铁路局总稽核室任职，同时又搞了一个交通广告公司。这样,他便结交了一批报界朋友。他们在南京路新新公司313室（今食品一店）开了一个房间，类似沙龙。他们经常聚首交流信息，洽谈生意业务，这就是被称为“文汇报摇篮”的新新俱乐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1月上海沦为“孤岛”，敌伪扼杀舆论，对新闻实行严格封锁。新新俱乐部多了一个“谈资”就是议论国事。当时在租界的中文报纸，必须接受新闻检查，但《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救亡日报》等声明，拒绝接受新闻检查，于是纷纷停刊。一时间上海滩万马齐喑，上海市民丧失了精神食粮。唯美商出版的中文《大美晚报》由主持人史带公开声明：本新闻自由之旨，中文英文《大美晚报》的新闻和言论概不接受敌伪新闻检查。是时，严宝礼一心想办一份抗日救国的报纸，受此启发，遂萌发创办“洋旗报”之念，想打着英商招牌办一份“文汇报”，并宣称是外国人经营的报纸，借此拒绝敌伪新闻检查。于是，《文汇报》就孕育诞生了。 　　《文汇报》报名定了以后，请来两位书法家写报头。其中有位叫唐驼，我父亲任嘉尧（严宝礼的外甥、光华大学学生）当时在旁边看了他的字后说，唐驼师傅的“文”字写得像扁担，很俗气，不适宜做报头。另外一位书法家叫谭泽?，一手颜体书法，工整挺拔，结构严谨，且又丰满，作为报头很合适。严宝礼他们就采用了我父亲的主张，用了谭泽?的字做报头，于是“文汇报”三个字一直沿用至今。 　　《文汇报》创刊的时候，严宝礼跟一些朋友筹集到资金才7000元。这7000元是好不容易凑齐的，可是这些钱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怎么办呢？严宝礼很着急。当时新闻报的副总编辑严独鹤对他说，去找李子宽，也许有办法。当时李子宽是上海大公报的经理，大公报此时已转移到武汉出版；编辑部人员、经理部人员都遣散了，可是厂部人员还留在上海。当时李子宽说，你这是为抗战的，我们大力支持，所以只要你付两个地方爱多亚路大同坊和福州路经理部的房租，机器也不要租金，但要附带厂部人员的工资。所用白报纸和油墨，也可以先用后结账。这样为文汇报大大节省了开办费用。 　　在抗战时期、孤岛时期，《文汇报》收到过敌伪的恐吓信、恐吓电话，也有炸弹投到工厂。当时一颗手榴弹在福州路炸死了一位职工，伤了两位职工，其中一位叫萧岫卿，他便是当今上海名画家张桂铭的老泰山。为此，严宝礼认萧岫卿的儿子做过房儿子，解放后我们两家还经常往来。 　　《文汇报》不惧威吓，用血的代价继续出版报纸。后来，严宝礼在福州路436号那里用铁栅栏防止敌人的袭击；在厂部和大方饭店间开了一道暗门，继续与敌人斗争不息。《文汇报》同仁不怕牺牲。徐铸成先生也参加了《文汇报》，主持编辑部。当时还有王文彬、许君远、魏友?、费彝民等许多大公报的人都加入了《文汇报》，队伍较创刊时庞大了。1938年12月为扩大宣传，又出版晚刊，由李秋生担任主笔。他是许广平的房客，征得许广平的同意，把《鲁迅日记》登在《文汇报》连载，《文汇报》还出了《文汇年刊》（柯灵主编、沈凤芝和任嘉尧助理）来宣传抗日战争，使抗战能够在上海人民的心里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 　　这是《文汇报》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办报过程，后来被迫停刊。可是事情还没有完，抗战胜利前夜，日本宪兵还把《文汇报》的五位同仁严宝礼、柯灵（高季琳）、费彝民、储玉坤、袁鸿庆抓去，他们备受敌人严刑折磨，不屈不挠，后来先后被营救获释。有鉴于此，抗战胜利后，严宝礼、柯灵、费彝民三人因对宣传抗战有功，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金质抗战胜利勋章。我小时候还见过这枚勋章，可惜“文革”中被抄家而失落了。 　　1938年3月10日，文汇报于第五版发表记者邵伯南（红叶）的特写《吃人的魔窟》，揭露日伪以某公司招聘女职员名义，诱骗青年女子至沪东某地供日本侵略军蹂躏。租界工部局来电话，要邵前去。严宝礼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陪同邵伯南一同前往，与英国警官周旋。其时，邵伯南已列入逮捕名单，严宝礼等为防发生意外，遂决定派邵伯南赴内地采访，告诉邵以文汇报特派记者名义发稿，每月工资照发，所需旅费报馆按时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