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创新 中西文化知识概论 中西文化知识价值观比较 .pptVIP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关于近代中国比照和学习西方的过程，梁启超曾将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种划分可谓是言简意赅，击中要害。三个时期所指涉的“器物”、“制度”和“文化根本”，是同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基本对应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将中国文化在三个时期或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和做出的选择，概述如下。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一）第一个阶段：1840年-1894年 从鸦片战争经由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物质层次的挑战而冀求富国强兵。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华封建帝国紧闭的大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开启了一扇窗口，使沉睡的中国人得以窥见西方世界的新鲜图景。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扪心暗思忖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特征。一部分官僚及思想界人士把反省的焦点聚集在中西双方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对比上，认为西方的强大就在于坚船利炮，中国的大刀长矛绝不是它的对手，唯有发展工业，富国强兵，中国才能扭转败局，洗雪国耻。1842年起，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撰了80余万言的《海国图志》，向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地尤其是英、法、美、俄等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基本知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不仅承认西方物质文明强于中国，而且明确表示应该学习西方。只要把船舶、火炮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学到手，为我所用，中国一定能反败为胜。不过，魏源等人还仅是“坐而论道”，真正身体力行，在“师夷长技”方面作出实绩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洋务派”人士。洋务运动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具有近代性质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近代科技人才，也引进了一大批包括科技知识在内的“西学”、“西艺”，还向西方派出了多批留学的幼童。同时，也引发了思想领域内关于中西文化体用关系的争论，使人们对中西文化互相关系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19世纪中期，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感受，仅仅触及坚船利炮等物质层面，认为西方比中国先进的地方就是物质技术，中国要学习的地方也仅在于此。人们在思想上坚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大之术”的主张。到了19世纪后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在开明士绅和洋务官僚中占据上风，广为流行。所谓“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而“西学为用”是指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应该承认，“中体西用”之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古老的中国文化吸纳西方文化的营养，创造了一种较为合理的模式，是近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为沟通中西文化及更新中国文化迈出的第一步。也正是在它的庇护下，先进的西方近代文化才能排除顽固势力的重重阻挠，插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袭领地。当然，如果从学理上来分析，“中体西用”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实体和功能是不可分割的。“中体西用”将两者机械割裂，随意拼凑，如同将“牛之体负重之用”改装成“牛之体”借“马之体致远之用”，貌似全面，却似是而非。“中体西用”在理论上的失误，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失策乃至实践上的失败。不仅洋务事业本身的艰难曲折是一个实证，而且时局发展的趋势更是无情的宣示。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使洋务运动科技强国的梦想随同北洋水师一起覆灭。甲午战争作出这样的鉴定：“师夷长技”未必能“制夷”，不仅制服不了老谋深算的西方列强，连初出茅庐的东洋鬼子也无法对阵。堂堂中华帝国，竟然败在一个东邻岛国手下，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由再度思索：“夷长技”的背后，莫非还有别的法宝？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二）第二个阶段：1894年-1911年 从甲午战争经由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制度层次的挑战而谋求君主立宪乃至民主共和。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面临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每个清醒的中国人心头。半个世纪以来与西方列强屡战屡败，后来竟然还被向来为国人瞧不起的“蕞尔东洋”打了个下马威，这个严峻的事实，迫使人们把中国和日本进行一番比较：为什么都是东方民族，都在学习西方，都有坚船利炮，交战双方的差距还是那么明显？或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如是评论：“在1840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19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这是重要的然而却是经常被忽略的事实。这个世纪中叶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