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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近代中越陆路贸易通道格局变迁 　　摘要: 中法战争以前的广西是中越陆路贸易的主要通道。中法战争及其的产物――滇越铁路，依托现代运力技术的移植和使用，直接导致中越陆路贸易通道重心转向云南，并由此拉开了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序幕。但中越边境地区的近代化发展有着浓厚的殖民地性质，我们今天不能期盼暴力交往会给被侵略民族带来任何发展机遇。 　　关键词: 中法战争；中越边境；贸易通道；变迁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越边境地区因中法战争而由长期的边缘地区演变成为前沿发展地带，滇越铁路开通使这一地区的国际贸易通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建国以来，由于国家发展重心的转移，中越边境地区重又陷入了缓慢的边缘发展状态，本文拟从中法战争推动近代云南和广西的国际陆路交通变迁比较这视角做一透视，以期对新形势下发展该地区的通道经济有所裨益。 　　 　　一、中法战争以前的广西是中越陆路贸易的主要通道 　　 　　自古以来，广西作为控制中南半岛诸国的前沿基地，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依托联结滇黔和粤港澳地区两个“次等基本经济区”[1]的战略通道和接合部的区位优势，使得历届朝廷力主广西的国际贸易通道。 　　明清史籍记载，元代以来，包括明、清的几朝中央政府一直禁止云南边民与安南贸易，规定中越贸易一律经由广西，明建国以后朝廷一再重申广西为安南、占城、暹罗等国朝贡贡道，如永乐年重申：“安南贡道，故由广西”。[2]使得滇越贸易发展大受打击，尽管此后清政府准许人们从开化府的马白关出入进行贸易, 但云南在中越贸易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而且“较之同时期的滇缅贸易逊色得多”。[3]加之明清时期朝廷屡次实行海禁，如天顺三年“秋七月，诏禁钦廉商人母得与安南交通。”[4]又如道光九年（1829年）五月，朝廷下谕军机大臣李鸿宾转两广总督：“至该国（安南）王请由海道来粤通市贸易一节，自当照例驳回，……是以仍令尔国王守旧章，于广东钦州及广西水口等关，各陆路往来贸易，毋庸由海道前来”。[5] 由此而知，中法战争以前的广西是中越陆路贸易的主要通道。 　　 　　二、中法战争直接导致中越陆路贸易主要通道转向云南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1885年6月签订的《中法越南条约》规定“中国所允法国于龙州、蒙自两处设立之领事官及蛮耗设立之领事官属下一员，系属陆路通商处所。”[6] 1887年6月签订的《中法界务专条》第三款上述规定的两处通商处所予以确认，清政府履约于1889年相继将广西龙州、云南蒙自辟为商埠，这两处商埠均为两省最早的对外贸易口岸。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广西、云南和越南逐渐形成了近代区域性贸易圈，中越陆路贸易通道的传统格局被打破，通道重心转向云南。 　　 　　1．法国在与英国的地缘政治角逐中把经济侵略的重心从广西转向云南 　　中法战争后，围绕着广西的地缘政治目标，法国和英国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合作，既有合作竞争又有非合作竞争的地缘政治角逐。1896年6月5日，总理衙门章京舒文与法国费务林公司葛礼义在北京正式签订《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8条，[7]规定由法国费务林公司承建龙州铁路，晚清广西政府成立龙州铁路官局，负责监督铁路建筑。英国认为《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的签定，法国取得龙州铁路权益损害了它的利益，破坏了两国曾在伦敦达成的英法两国共同开发中国云南、四川两省的协议，于1897年2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其附款规定清朝政府必须承担日后云南修建铁路即与缅甸铁路相接的义务，而法国又则向清政府提出给予补偿的补偿，并再次行之以炮舰外交，总理衙门被迫屈服，于1897年6月18日照会法国政府，对铁路延展问题作了让步，[8]该照会说：“一俟同登至龙州铁路筑竣，如果费务林公司办理妥当，中国令该公司接造往南宁、百色。”[9]无非是英法两国以龙州铁路修建一事而如同唱双簧戏般地掀起掠夺中国铁路筑路权狂潮的的开端，俨然一副合作竞争的嘴脸。 　　 　　2.滇越铁路打通了法国侵略整个中国西南地区腹地的康庄大道，由此拉开了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序幕。 　　滇越铁路的开通，毋庸置疑地促进近代滇越边境贸易的飞速发展。尽管西方殖民者在云南建立现代交通条件的初衷诚如法国驻越南总督都墨所言：“（修建）滇越铁路不仅可以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12]但滇越铁路同时也成了我国西南国际交通的重要线路，“滇路筑成，云南以丛山僻远之省，一变为国际交通路线，匪但两粤、江浙各省之物品，由香港而海防、而昆明数程可达，即欧美全世界之舶来品，无不纷至还（沓）来光耀夺目，陈列于市……”。[13]云南商品由昆明装载火车，六七天到香港，九天到上海，运输量猛增，而且抵达的是国际头等口岸，降低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