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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收入差距扩大阶段性目标及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国际发展的经验来看，基尼系数超过0.4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黄灯区，0.5则是红色警戒线，高于这个水平，说明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和社会发展失序。无论是世界银行的测算，还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基尼系数都超过0.46，并且仍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是促进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如何判断我国收入差距状况 　　 　　要对收入差距状况形成全面的判断，应该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收入差距水平是否在合理范围内，二是收入差距是否在可承受范围内，三是收入差距变动是否在政府的控制能力范围内。 　　 　　（一）收入差距水平是否合理 　　判断的标准并不在于差距水平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前因（即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否合理）和后果（是否对经济社会产生消极影响）。我们的初步判断是：“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超过了合理界限。主要表现在： 　　1、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因素（如城乡分割、地区差异、行业垄断等），甚至是非法因素如腐败造成的。 　　2、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影响到消费的增长，也影响到社会心态的和谐。 　　 　　（二）收入差距是否在可承受范围内 　　对承受力的判断标准，更多的是基于差距产生的后果，一是宏观上，是否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引发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二是微观上，是否超过了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引发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我们的判断是：收入差距水平仍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但已成为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主要表现在： 　　1、当前经济持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社会心态相对平和。据我们对中西部地区160个县城乡居民的问卷调查，认为当前社会较为公平和非常公平的合计37%，认为当前社会很不公平的占34.3%，说不清的占28.8%。公平感得分接近中性。 　　2、当前收入差距承受力已经接近限值，如果差距进一步扩大，将面临引发社会冲突的极大风险，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断敲响我们的警钟。同一调查显示，城乡居民认为腐败和贫富差距是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可以控制 　　对差距可控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体现在调节手段的有效性上。在初次分配阶段，差距产生的不合理因素或不公平因素越大，则差距缩小的潜在可能性也越大，但最终效果则取决于能否有效消除不合理因素和不公平因素。再分配阶段，再分配政策的缺失，也为缩小收入差距提供了干预空间，同样其效果取决于能否有效发挥再分配调节手段的作用。我们的判断建立在政府缓解差距扩大的决心和预期的调节手段上，因而较为乐观：在公平分配的目标下，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能够得到有效缓解。 　　1、消除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平因素的政策手段，有三种类型：（1）长期性的制度变革，如城乡二元结构，区域非均衡发展，完善市场机制等；（2）需要长期努力，但近期内能见成效的措施，如反腐败，垄断行业改革等；（3）近期内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政策，如最低工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等。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三种政策手段都会对调节收入差距产生一定贡献。 　　2、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调节力度弱，收入差距调节有较大的缓冲余地。其中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条件趋于成熟；税收制度改革仍在酝酿，但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手段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将保障低收入群体更多地受益于政府公共支出。 　　 　　二、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初次分配秩序混乱、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制度性因素。 　　 　　（一）初次分配秩序混乱 　　初次分配个人收入差距扩大，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如在坚持起点平等的原则上，按劳分配为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会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个人的收入差距。同时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如由于城乡分割、地区差异性政策造成的竞争起点不平等，以及行业垄断形成的高收入等。另外，更有腐败等不合法因素。 　　 　　（二）再分配调节力度弱 　　收入再分配阶段可以分为两个过程：一是转移支出，其主要手段是税收；二是转移收入，其主要手段是社会保障和政府公共支出。无论税收政策还是社会保障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都不明显。 　　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不合理。目前我国在初次分配环节的税收，大概占到GDP的18%之间，高于多数西方国家，如美国是8.5%，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一般在10―14%左右。在再分配环节，主要是所得税占GDP的比重，美国8.5%，德国12.9%，法国14.3%，加拿大13.7%；而我国只占7%左右。说明我国在初次分配环节税收比重比较高，而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