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女妈妈”溺婴行为非刑罚化处遇.docVIP

论“少女妈妈”溺婴行为非刑罚化处遇 　　[摘要]“少女妈妈”是最近随着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一个新问题，这个特殊群体溺婴①的特殊行为为司法处罚带来困境和尴尬。本文从两个案例出发，从该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格刑法论、刑罚可罚性以及刑法谦抑精神的角度为“少女妈妈”溺婴行为寻找“安全出口”，试图使其去刑罚化。 　　[关键词] 少女妈妈；溺婴；刑罚处罚 　　[中图分类号] C913.5[文献标识码] A 　　 　　2003年12月某夜，在上海浦东一名15岁的女中学生在自家厕所内娩下一名男婴。次日清晨该男婴被人发现在楼下草坪上奄奄一息，遂被送往医院抢救，不幸的是男婴因抢救无效死亡。上海警方介入了此案的调查，调查结果是警方采纳了案发地居委会的说法：“小姑娘生下孩子后，由于过度恐慌，将婴儿包起来放在窗外的护栏上，而护栏由于年久失修坏掉了，婴儿就掉下去了。”根据这个说法，该女生的行为被定性为过失杀人，而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对过失杀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对于该案警方未再深究，轰动一时的少女溺婴案就此结束。另一个案子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2005年7月某日，一个17岁的打工少女在厕所生下婴儿后，将其溺死，被控故意杀人。审判该案的法官对被告人给予很大的同情，本想判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期执行，但考虑到被告人不是杭州人，宣告缓刑缺乏有效的监管条件，无奈判了该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 　　两例溺婴案件，两种不同的处理，上海这位女生受到的是更为宽容更充满人性化的对待，而杭州这位打工女却要受牢狱之苦。除去这两位女孩户籍、年龄、居住地不同外，两个案子的共同点很多：同是“少女妈妈”溺婴导致婴儿死亡，同样引起社会轰动引发群众对“少女妈妈”的极大同情，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处理这两起案件的司法机关都表示出对当事人的极大同情，都不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尽力争取从轻处理该类案件，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精神。这也凸现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时的尴尬：不忍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但由于该类犯罪无法从犯罪构成上加以否定，为被告人脱罪的第一道“安全出口”就此关闭。若有条件判缓刑还好，但如果像后者，被认为不具备执行缓刑的条件，那么最后一道“安全出口”也关闭了。司法机关在处理该类案件中的无奈引发了笔者的思考，故本文分别从人格刑法论、期待可能性以及刑罚可罚性等角度论证溺婴行为的非刑罚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论及的“少女妈妈”仅限于未婚少女。本文论及的溺婴对象婴儿也定义为刚出生的婴儿，“刚出生”并不仅限在时间上，而更在于该婴儿应是未被除其母亲之外的任何人知晓其出生的新生儿，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第一部分有详细论述。 　　 　　一、从社会危害性角度看溺婴行为与普通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从社会危害性角度来看，虽然溺婴行为被纳入故意杀人罪的范畴，但其社会危害性要远远小于普通故意杀人罪。 　　首先，作为溺婴案件中的被害人，虽然已经独立呼吸，被视为一个刑法上有独立人格受到刑法保护的人，但他和普通故意杀人案件中的被害人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婴儿由于刚刚出生，仅仅获得了生而为人的自然价值，还不具有社会赋予他的第二生命――社会价值。所以，溺婴对社会价值的损害接近于零，远远小于普通故意杀人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杀人罪之所以被认定为重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杀人犯罪会给被害人带来身体上的巨大痛苦和心灵上的无比恐惧，这也是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严惩被告人的心理动因。溺婴行为中的婴儿缺少这种普通人对痛苦的感受性尤其是心理痛苦的感受性，所以这种行为对善良人类的心理冲击要远远小于普通故意杀人罪。 　　又次，社会危害性多表现为对社会关系的危害，所以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客体被定义为“为社会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1]每一个人作为存在于社会的一点，两点一线形成无数条线，这每一条线代表了两人之间的关系，无数条线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网。每个人都处在社会关系的大网中，每个点的消失都会引起许多条线的断裂，尤其是该点在十分稳定的情况下突然消失，断裂的惯性使得许多条线失去了平衡，从而影响整张网的稳定。并且距离该点越近，其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不稳定性越强，其反弹能力也就越强。反映在普通杀人案件中，一个人被杀，以被害人为中心的所有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从此不存在了，以被害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遭受不能复原的破坏。所以他的亲属、朋友要求惩罚被告人的心理动力也大，司法机关判处被告人重刑的一个原因也在于满足被害人亲属朋友的报复心理。相比之下，刚出生的婴儿，因其刚刚出生，还未与社会建立紧密的联系，他还未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网中的一点，那么他的消失对社会关系的损害微乎其微，因此强烈要求惩罚被告人的心理动因不足，缺乏推动法官动用刑罚处罚被告人的心理压力。 　　最后，故意杀人罪之所以被视为重罪，就在于它是对于不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