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宋元时期泉州古港.docVIP

解码宋元时期泉州古港 　　泉州地处晋江下游的闽东南,历史上曾经是我国古代的海船制造业中心之一、丝织业中心之一和陶瓷生产外销基地之一,因此泉州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上曾经云卷云舒,占据着重要而又亮丽的地位。 　　 　　刺桐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古港 　　泉州是一座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悠久港口城市,但在航运人的眼里,与古代的泉州港真正能够挂上钩、并结下千年渊缘的是“刺桐港”。因为历史上的泉州城又称为“刺桐城”,泉州港又称为刺桐港。 　　刺桐树是南方乔木,雍容大雅,花红艳丽。早在五代,因南唐的“晋江王”留从效在拓建泉州时,绕城环植刺桐树,“刺桐城”的雅称便由此发韧。由于刺桐树花先叶后,盛开时红映蓝天,古城一派“海曲春深满郡霞”,“猗猗小艳夹通衢”的美景,泉州称为“刺桐城”当之无愧,“桐城”的简称亦顺理成章,宋代诗人的“刺桐为城石为笋”诗句即是佐证,清康熙本《泉州府志》对此也有记载。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 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 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 显然,刺桐城当时已经名扬海外。 　　 　　刺桐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刺桐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万缕千丝的联系,共同走过了繁荣与兴衰的千年历程。 　　早在南北朝时期(公元558年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兴起,此时的刺桐港只不过是一个船舶靠泊点,尚在萌芽时期。 　　由隋唐到五代,尤其从唐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进入了发展时期,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华夏对外商贸交流的重要通道。这一时期,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从隋代到唐代,华夏经济繁荣,实力强盛,造船业发达,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支持与保障。二是发生“安史之乱”,又有吐蕃占据河西走廊和甘肃西部地区,致使“陆上丝绸之路”时通时阻,逐渐衰微。三是最高当政者倡导开放政策,允许“蕃舶”、“蕃客”任意来往,海内外船舶抵达港口后,货物“任百姓交易”,商贸就日益兴旺。正是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刺桐城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贾重镇,刺桐港也逐步崛起为“海???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地位上升到与扬州、杭州、明州和广州并肩齐名,荣耀地跻身于全国古代五大港口之列,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繁荣,盛况空前,航线不再是单向孤立,而是多向互动,往来频繁的海上网络。此时,中国出口的商品除丝绸之外,瓷器更是大宗出口,风靡海外,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作“海上丝瓷之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兴旺,除了国内经济发展、朝廷对外开放两大原因之外,科技进步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宋代指南针已经用于海上航行,这不仅给航海带来很大的便利和安全,而且确保船舶在浩瀚的海洋上能够航行得更广更远;二是造船技术达到了新高度,当时闽、浙沿海建造的名叫“客舟”的海船,“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可载二千斛粟”;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古沉船,长24米,宽11米,深4米,载重量200余吨,就是当时造船技术先进的有力物证。基于这些历史原因,北宋时,刺桐城就设置了“市舶司”;南宋时,闽浙地区已是主要的经济基地,较之靠近京城临安(今杭州)的明州港,更能避开金兵南侵的威胁,刺桐港就成为了理想的京师外港,吸引着海内外更多的商贾和货物。据时任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汝所撰《诸蕃志》中记载,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刺桐城进行海上通商贸业。正是依靠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藉凭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东风,刺桐港在宋元时期更是荣耀地实现了“三级跳”:第一跳,北宋时期,发展为中国第二大国际贸易大港,地位超过明州港而次于广州港;第二跳,南宋时期,与广州港并驾齐驱。第三跳,元代进入了“舟船辐辏”,“帆樯鳞集”的极盛时期,超过广州港,一跃而为中国古代最大的贸易港,被海内外誉为“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 　　从明代到清代(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杰出标志,中国古代海上交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中国人建立了自太平洋西岸至印度洋北部的广阔海运贸易网络,显示了强大的海上力量。此时,刺桐港依然是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中心港口之一。其间,郑和的第五次下西洋,就在刺桐城留下了的行踪,亲自到伊斯兰圣墓行香,现在的泉州灵山就遗留有郑和的圣墓行香碑。然而,因明清两朝最高统治者的愚昧自大,在随后的数百年间实施了闭关、锁国、靖海、禁贸的自缚政策,给国家原本领先世界的海上交通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的航海事业也从辉煌顶峰跌落到屈辱谷底,刺桐港在国家自锁政策的桎梏下,同样难逃衰退的厄运,无奈地走上了全面凋敝的不归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连“刺桐”名字也被淡忘了,令人扼腕。 　　 　　刺桐港引发的思索 　　历史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