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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反贫困范式转换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几年来,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普遍性的极端贫困状态基本消除。同时,由于传统反贫困制度路径依赖特性的存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缺失以及反贫困制度初始界定的非均衡和歧视性,传统的农村反贫困模式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作用,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返贫”压力依然很大。目前,我国农村反贫困陷入了制度性陷阱,实现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范式的转换仍然面临着制度困境,这要求我们不得不反思传统反贫困模式的弊端,对现行政府主导型的农村反贫困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关键词:农村 反贫困 模式 困境 　　 　　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范式转换的必要性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我国的农村反贫困模式分别经历了“输血式”为主的扶贫、以扶持贫困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为主的开发式扶贫、以扶持贫困人口为主的开发式彻底消除贫困模式。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速约11.4%,农村地区绝对贫困人口由2000多万人降至1100万人。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目前离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发展目标还有较大距离,贫困形式也出现了明显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 　　我国的反贫困政策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反映了反贫困绩效的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却在不断恶化,不仅剩余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更加远离贫困线,而且深度贫困者处于更为相对不利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现有贫困人口边缘化程度加快。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西部城乡差距最大并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我国广大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人口,很难从经济增长与改革成果中分到应得的利益。国际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一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下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时,这部分人口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绝对贫困状态,而且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也不可能摆脱贫困的状态。可见,在传统反贫困模式边界上徘徊已很难帮助??们脱贫。第二,由于受资源环境约束、人力资本存量低以及农产品市场风险的影响,西部地区反贫困推进反弹趋势明显,政府反贫困边际效益呈现递减趋势。目前,西部地区已脱贫的人口中绝大部分属于低标准的不稳定脱贫,往往会陷入“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的恶性循环。第三,由于长期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以及存在“二元结构”的社会经济事实,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费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政治体制等制度缺陷逐渐成为导致西部地区农民贫困的主要因素。可见,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仍继续沿用传统的区域开发的方式进行反贫困,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贫困的迫切性和越来越低的反贫困效率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传统反贫困模式的弊端。 　　 　　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范式转换的制度困境 　　 　　(一)传统反贫困制度路径依赖特性的存在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并且沿着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8226;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传统的反贫困模式单纯依赖扶贫资源的投入,使得绝大多数贫困农民的惰性逐渐增加,抑制了扶贫对象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贫困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施舍,这种不良的示范效应不断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被“锁定”在无效或低效的状态,陷入恶性循环。初始制度的选择之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轨迹延续下去,相对于另外选择新的制度来说,信息的收集更容易一些,信息成本也更低一些。一方面,使得扶贫资源的投入效益逐渐呈现出递减的趋势,收效甚微,“返贫”现象突出。另一方面,由于绝大多数贫困农民已经习惯了传统的反贫困模式,政府扶贫资源的重复投入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更加固化了“等、靠、要”的思维定势和依赖习惯,使新的高效率的反贫困模式无法构建起来。 　　(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缺失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8226;诺思早就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作用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它可以形成可预期的行为范式与利益激励机制,促进劳动分工、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制度主要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由政府制定的影响经济交易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来源于民族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道德观念等因素。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在反贫困的过程中,以生存为根本的反贫困制度漠视了反贫困对象的精神贫困